支行行長雖級別不高，但權力不小，支行更容易成為風控源頭和風險事件的高發區。“最應該防范的是銀行員工的道德風險，只要是人出了問題，再好的制度都有漏洞可以鉆。”

　　誕生于2004年的銀行理財，至2017年一季度末，理財余額規模已高達29.1萬億元。如此龐大的規模，已經成為銀行風險事件的高發區。從時有發生的“飛單”，到隱秘的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再到近期備受市場關注的“假理財”案件，都暴露了銀行基層網點的風控隱憂和支行工作人員的道德風險。

　　“個別基層單位內控機制和內控管理存在漏洞；個別人違反制度，違規操作，分行日常業務檢查的力度和頻率不夠；分行對員工行為管理不到位，日常管理未能發揮應有的防范和制約作用。”4月27日，民生銀行(600016,股吧)在對媒體發布的通稿中，自查和反思了此次航天橋“假理財”案件發生的原因。

　　一方面，普通民眾對于銀行的天然信賴，使得理財規模得以迅猛擴大，而要求銀行“剛性兌付”的思維成為理財規模擴張路上越來越突出的隱患；另一方面，一些銀行龐大的分支網絡，嚴厲的考核和激進的激勵機制，再加上亟待完善的內控體系，對銀行健全風控體系提出了緊迫的任務。

　　理財內控失范 

　　近期，民生銀行“假理財”案件日益明朗。

　　4月20日，民生銀行提出解決方案：最晚7月底以前兌付投資者的初始投資款（需扣除以前曾投資同類產品的所得利息）；4月27日，在2017年一季度投資者交流會上，民生銀行副行長石杰介紹，截至目前，經民生銀行工作組逐筆與客戶登記核實，涉案金額約16.5億元，涉及客戶約150余人；初步線索顯示航天橋支行行長張穎非法募集資金用于個人支配，部分用于投資房產、文物、珠寶等。

　　民生銀行還稱，接下來將嚴格按照銀監會要求，規范理財和代銷業務，規范銷售行為，不折不扣地全面排查，針對排查中發現的問題，列出清單，逐一整改。

　　“這是一起內控失范的案例，從支行行長、副行長，到理財經理、柜員，一條線上的人員未能形成相互制衡，而是共同成了操作風險、道德風險的犧牲品。”一位從業近20年的私行業務人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稱。

　　記者獲悉，某股份行華南地區一分行，約11位高凈值客戶也遭遇了類似的“假理財”，涉及資金近億元。目前，涉案的客戶經理李××已經投案。

　　投資者劉婷夫婦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他們在其中投資了1600萬元，事件起因是2014年，李××邀請她參與“過橋理財”

　　記者獲得的數份合同顯示，投資者所簽訂的是委托貸款合同，貸款用途為“房屋抵押，到期還款”，貸款年利率5%，貸款期限為10天，委托貸款發放方式為銀行轉賬，落款為某行資產托管業務章。

　　但實際形式并非如此。以投資者收益為例，盡管合同上標注的是年利率5%，而實際上獲得的收益為10天就有5%的收益，部分交易10天至一個月的收益高達10%。在交易中，投資者將資金直接劃向李××提供的賬戶。

　　由于所謂的“過橋理財”最終無法回款，李××不得不承認，所謂的“理財”產品、合同和公章都是自己偽造的。

　　一股份行業務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如果是一筆真正的委托貸款，投資人需要將資金劃入銀行專用賬戶，由銀行劃撥給貸款需求方。此外，多數銀行委托貸款是向企業發放，較少流向個人，具體要看銀行的業務設置。在公章使用上，銀行的業務一般以支行公章為準，較少使用其他業務章，除非在行內經過報備。

　　在整個銀行業里，由支行內部人控制引發的風險事件為數不少。

　　比如今年2月8日，天津銀監局公布了15份行政處罰通告，對平安銀行(000001,股吧)天津分行相關負責人提出警告，案由均為“對員工私自銷售非平安銀行天津分行發售或代理發售產品一案負有直接管理責任”。

　　盡管監管部門屢屢要求銀行業機構加強風險防范，努力破除“剛性兌付”之弊，但從近年來屢屢發生的“飛單”事件來看，銀行對于理財業務的規范，仍有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近年來，個別支行風控的失范，更多集中體現在時有發生的“飛單”上。

　　所謂“飛單”，就是銀行工作人員利用投資者的信任，賣不屬于銀行自身的理財產品，也不屬于銀行正規渠道代銷的產品，從中獲得高額的傭金提成；對客戶而言，資金失去了銀行嚴格的風控保護，“打水漂”的風險飆升。

　　近年來首個曝光的“飛單”事件，是2012年12月爆出的華夏銀行(600015,股吧)上海分行一員工銷售非法私募產品一事。該行員工濮X未經許可私自銷售了四期名為“北京中鼎投資中心（有限合伙）入伙計劃”的“理財產品”，四期募集期共半年，計劃籌資超過1.5億元，實際出售1.19億元。其中一期產品到期后，無法按期兌付投資者才被告知購買的并不是銀行代銷的產品。此后，濮X被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獲刑4年9個月。

　　某國有大行審計部高管對21世紀經濟記者稱，近年來，在監管和銀行總分行對“飛單”監管趨嚴后，“飛單”應付監管的招數隨之“進化”，比如“召開投資者說明會”、“產品推薦會”等推銷產品。“還有的不叫代銷，而是跟產品發行方簽訂一個《顧問服務協議》或者《結算協議》等協議，但實質都還是代銷。”

　　假理財、飛單的生存土壤 

　　“飛單”的發生，與嚴厲的績效考核息息相關。

　　上述從業近20年的私行業務人士指出， “部分股份行考核嚴厲，這樣容易培養出獨當一面的人才，且內控也不可謂不嚴，總行、分行培訓不斷；但硬幣的另一面是，當嚴厲的績效考核，遇上支行內部人控制，風控體系極易出現盲點。”

　　“我每年過得最好的假期是元旦，因為年終考核終于結束了。”一家國有大行福建某支行行長坦言，作為一名支行長他肩負了30多項考核指標，感覺“壓力山大”，其中最重要的考核指標是存款、貸款和中間業務收入這“三座大山”。

　　面對嚴厲的考核，對部分支行行長而言，“飛單”或許是解憂的途徑之一。因為銷售“飛單”可以給支行帶來存款、開戶量、中間業務收入等。

　　“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一些股份行，考核很嚴，無論你工齡有多長，底薪是比較低的，通常是三四千塊錢，獎金是以業績為導向的，靠客戶轉化而來。而且，所有拓展業務的費用都需要自己承擔。”前述股份行私人銀行資深人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說，當嚴厲考核成為整個支行團隊成員共同面對的壓力時，道德風險隨即上升。

　　除了假理財、飛單，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也是風險高發區。而銀行網點的工作人員，既有可能充當“資金掮客”，也有可能自己陷入高利貸的陷阱。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獲得的一份上海市松江區人民檢察院起訴書顯示，當地某國有大行上海松江城區支行、泗涇支行原行長褚××、黃××在地產商吳××的利益誘惑之下，進入了一場高達2.7億元的民間借貸游戲。兩位支行行長分別以銀行行長身份為保證，以高額借款利息（2%-9%不等的月利率回報）為誘惑，向42名不特定群眾非法吸收存款累計近2.7億元，歸個人使用。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曾統計過一組數據，自2014年8月以來，一年以內銀行業員工因為違法違規進入司法程序的127個個案中，其中銀行的基層管理者，即支行長、副行長以及同等級別的涉案人員達58人，占比45.6%。

　　銀監會重拳強監管 

　　銀行理財的一些不規范事件，早已引起監管部門的重視。

　　在4月21日中國銀監會召開的一季度經濟金融形勢分析會上，銀監會主席郭樹清指出，要規范理財和代銷業務，規范銷售行為，充分披露產品信息和揭示風險，嚴格落實“雙錄”要求，做到“買者自負”，切實打破“剛性兌付”；在理財產品銷售過程中，必須向客戶全面、充分披露信息和風險，使客戶真正了解產品業務特征，明確自身所要承擔的風險和可能的損失。

　　3月30日，銀監會即已下發《關于開展銷售專區“雙錄”實施情況專項評估檢查的通知》（47號文），為規范銀行自有理財及代銷業務行為，有效治理誤導銷售、私售“飛單”等問題，決定對銀行銷售專區“雙錄”實施情況開展專項評估檢查。

　　值得一提的是，郭樹清在多次會議中強調，對于各類銀行業不規范事件，要嚴肅處理和問責相關機構和責任人。

　　強化監管之外，銀行自身的內部風控體系的完善更為關鍵。

　　前述國有大行審計部高管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一般的銀行都是“總行-分行-支行”或者“總行-一級分行-二級分行-一級支行-支行”的管理模式，除了部分大客戶由總行或分行的部門服務，主要業務幾乎都由支行開展。

　　這意味著，支行行長雖級別不高，但權力不小，支行更容易成為風控源頭和風險事件的高發區。

　　比如，在眾多違法攬存糾紛案中，支行行長大額現金支付授權被頻頻濫用。按照商業銀行一般規定，支行行長擁有50萬元（含）以上100萬元（不含）以下的現金審核支付權；而在貸款及貼現等案件高發領域，支行行長單筆500萬元（含）以下的承兌匯票貼現審批權以及單戶3000萬元（含）以下的用信審批權也被頻頻濫用。

　　上述大行審計部高管認為，關鍵是要加強基層員工行為規范管理，要區分其行為是銀行行為還是非銀行行為，如果是銀行行為，即使在操作層面有一些失誤，也不至于到失控的地步。

　　“最應該防范的是銀行員工的道德風險，只要是人出了問題，再好的制度都有漏洞可以鉆。一般的制度設計都是兩三個人相互監督、相互制約，一旦人出了問題，經辦的和審核的相互串通，一個支行長和一個業務員合謀就能干出很大的事。”上述大行審計部高管說。

　　一位國有大行江浙地區支行行長稱，支行內的分工通常是，副行長管理一般業務，行長只管人力資源和財務費用，若出現相互串通引發道德風險的情況，考核機制是主因，但輪崗機制落實不到位也是重要因素。

　　“銀監會要求支行行長必須三年輪崗一次。”該支行行長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