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準備金率越高，利率市場化的阻力就越大，因為在準備金的限制下，銀行可以放貸的資金在減少，銀行就必須維持更大的凈利差來提高收益。
央行調查統計司司長盛松成日前撰文指出,在我國余額寶等貨幣市場基金投資的銀行存款應受存款準備金管理。
在談論第三方支付平臺和余額寶等產品的監管問題之前，首先要明確一點，存款準備金是央行的制度，針對主體是銀行，而不是基金。如果央行對余額寶等貨幣市場基金投資的銀行存款采取存款準備金管理，受到沖擊的首先是銀行，而不是貨幣基金。毫不客氣地說，我認為這是一個倒退的監管邏輯。
銀行的法定準備金可以說是沒有利息的，準備金率越高，銀行的成本負擔就越大，所以銀行就越需要用更大的凈利差去維持利潤。因此也可以說，存款準備金率越高，利率市場化的阻力就越大，因為在準備金的限制下，銀行可以放貸的資金在減少，銀行就必須維持更大的凈利差來提高收益。凈利差越大，銀行就越拼命地拉低息存款，并想盡辦法放貸，中國的銀行業和金融市場改革就陷入了死胡同。
余額寶參與的銀行協議存款業務之所以能夠獲得高利息，很大的原因在于這部分資金并沒有參與存款準備金，可以全額參與類放貸業務，直接提高銀行的資產回報率。如果將其納入存款準備金系統，得到的結果僅僅是降低了余額寶收益，增加了銀行負擔，至于對保護銀行存款，幫助銀行繼續維持高的凈利差有什么作用，暫時還看不到。
更為重要的是，支付寶跟余額寶等所做的事情，實際上大部分是銀行的中間業務。問題是，這些本應該屬于銀行的業務，為什么會轉移到第三方支付平臺呢？美國、日本、英國的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收入占全部收益比重均在40%左右，美國花旗銀行收入的80%來自于中間業務。與此相比，中國四大國有獨資商業銀行非利差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僅為7%。
也就是說，中國的銀行業根本就不在乎非利差性收入，做中間業務實際上是沒有任何動力的，而且做中間業務的目的也僅僅是為了吸引客戶，從而達到“拉存款”的真正目的。所以說中國的互聯網金融為什么比美國等發達、需求量更高，就是因為中國的銀行業沒有做好該做的業務。
“監管”二字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應該是神圣的，監管不是一種行政和權威，而是政府部門向納稅人提供的一項公眾服務。而這項“服務”是具有高技術含量的。因此監管草案的制定，甚至比需要監管的市場更需要專業人員去參與，如華爾街監管法案，基本上都是多方專家參與的結果。而中國的一些行業監管還缺少這個博弈的過程，做企業的也只能嘆息，“打敗你的不是技術，可能只是一份文件！”
個人建議，對于第三方支付平臺的監管，首先要進行大數據掌控和事后監管，保證其所有交易、結算、消費數據等能夠全盤掌控在央行的數據庫中，這樣就可以有效地掌握監管主動權，出問題之后隨時都可以找到相關證據。其次需要分類監管，真正參與洗錢、惡意套現、逃稅、給非法行業及平臺提供支付等服務的，其實是一些比較小的第三方支付公司，對于這類公司，必須要從信用評級、風險保證金、支付行業/范圍設限等方面展開。
至于貨幣基金的未來，我想說，貨幣基金的膨脹本身就是利率管制的結果，等到利率市場化時，誰還會一個勁地買余額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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