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的首個工作日,正值上班高峰期,沈陽千余輛出租車集體不拉活了。沈陽及時化解處置了這起群體事件,挑頭的組織者被警方依法采取強制措施。不過,事情并未了結,社會迅速把關注焦點集中到出租車運營的暴利模式上,期待出租車從“兩頭難”變成“兩頭甜”。

　　公眾出租車的停運事件并不陌生,略加查詢就知道各地近年屢有發生,此番沈陽事件不過多了個由頭——出租車司機對“滴滴”專車、“快的”專車的興起表達不滿,認為他們搶了自己的生意。此外,出租車司機還希望相關部門大力整治黑出租車、套牌出租車,并取消1元錢燃油附加費,后兩者并不算新鮮。

　　在不少城市,出租車運營是令管理者頭疼的問題,一方面是消費者高峰期對打車難、打車貴的抱怨日積月累,出租車服務不佳、投訴無門也讓市民頗為惱火;另一方面是出租車司機抱怨收入低、保障差、勞動強度大,還有不滿“黑車”運營的擠壓以及運營企業“份子錢”太高。

　　這些情形可能構成了出租車行業的“通病”,最近興起的專車恐怕只是矛盾激化的導火線,并非根源。其實,“滴滴”、“快的”這樣的新技術、新業態并不總是“招人恨”,它們大方的“紅包”推廣就備受司機和乘客的歡迎。根據滴滴、快的的業務介紹,其推出的專車服務更多是針對相對高端的客戶群,在價格和服務上和普通出租車不在同一層次競爭。

　　換言之,當前出租車行業暴露的問題并不如表面這么簡單,而是有著深層次的原因。《人民日報》日前也對此評論稱:處置一起群體事件并不難,難的是,在出租車領域深化改革。市場的事,應該由市場說了算。隨著矛盾的深化,應該是逐步打破出租車號段控制,取消出租車公司暴利模式的時候了。這才是讓司機和市民都受益的治本之策。

　　實際上,早就有人提出放開出租車的特許經營,交由市場自行調節。不過,具體到城市里,這種開放總是障礙重重。這背后既有既得利益者牢牢護住“奶酪”的原因,也有城市管理者“一放就亂”影響城市形象的疑慮,甚至也有消費者擔心放開后服務水平下降。

　　在出租車的問題上,我們認為它既具有市場屬性,需要遵循供需、價格等市場規律,同時它也具有一定的公共產品屬性,既不能完全把它推向市場、放任不管,也不能按照原有方式壟斷牌照、裹足不前。這就意味著:深化改革的陽光要盡快照耀出租車行業。

　　無論是對沈陽還是其他城市而言,適當放開當前的出租車特許經營的口子,增加供給滿足公眾日益增加的用車需求是首要的;其次,保障出租車司機的合法權益也是當務之急,出租車集體停運這樣的大事,不是對幾個挑頭者采取強制措施就能妥善解決的;再次,對出租車企業和司機的監管也有提升空間,要善于利用民意評價機制督促他們改善服務。

　　最后,各界對于新流行的專車服務要適當寬容,新生事物的出現有其合理性,比如填補了一些服務空缺,盡管它們可能對普通出租車行業造成一點影響,但方便和滿足公眾出行需求是毋庸置疑的,不能簡單等同于“黑車”一棒子打死。當然,寬容新生事物并不意味放棄監管,專車既然能夠以更高的價格服務大眾,乘客對其期望和要求也就更多,它們一旦違約、違規,所面臨的處罰當然也要更嚴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