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13日，國務院印發了《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開啟了國有企業改革的新篇章。

　　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幾輪的國企改革，我國國有企業規模和效益均大幅提升，進入世界500強的數量也已經是世界第二，但是也必須清醒地看到，在企業規模不斷增長的背后，目前我國國有企業的品牌影響力、全球競爭力距離跨國巨頭仍然有較大差距，“官僚氣息重、市場反應慢、決策效率低”等內部管理上的頑疾也長期存在，“內部人控制、權力濫用”等問題，也讓國企經常處于輿論的風口浪尖。

　　《意見》指出，增強活力是搞好國有企業的本質要求，堅持增強活力與強化監管相結合。到2020年，培養一批具有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國有骨干企業。《意見》要求，以提高國有資本效率、增強國有企業活力為中心，完善產權清晰、責權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

　　回顧歷史，我國國企改革已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始于 1978 年，國企從計劃經濟模式轉向了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第二個階段始于1993年，國企通過兼并重組、下崗分流和債轉股等措施，提高了盈利能力，開始建立現代企業經營管理制度；第三階段始于2003 年，國企進行了以股份制為主要形式的現代產權制度改革；第四階段始于2013年，以此次《意見》的發布為標志。

　　仔細研讀《意見》全文，繼續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將是下一步國企改革的重點推動方向，也是增強國有企業活力的必然路徑。其中，做好國企監管上的“加減法”，破除過去“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通病，真正實現增強活力與強化監管的有效結合，對于實現國企改革目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有人擔心，強化國有企業的監管，尤其是國有企業高級管理人員的監管，是走“回頭路”，會讓國有企業回到計劃經濟時代，扼殺國有企業的活力和創造力，這種看法是完全錯誤的。從產權屬性上來說，國有企業不同于私營企業，其財產屬性是全民所有，其效益的好壞直接關系到老百姓的錢袋子，也關系到社會的公平，因此，對于國有企業尤其是高管人員的監管，都要比私營企業的職業經理人有更高的要求，不僅是業務、經營能力上的要求，也包括價值理念、道德品質上的要求。

　　從歐洲、東亞等國家和地區等國有企業的實踐上來說，也是有一套非常嚴格的監管體系，其核心就是防止內部人控制、權力濫用。此次《意見》的第三章“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和“第六章強化監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都有了更為細化的要求，一方面在公司治理層面，要求“切實解決一些企業董事會形同虛設、一把手說了算的問題，實現規范的公司治理”，“嚴格規范履職待遇、業務支出，嚴禁將公款用于個人支出”，從內部監管上要“強化對權力集中、資金密集、資源富集、資產聚集的部門和崗位的監督，實行分事行權、分崗設權、分級授權，定期輪崗，強化內部流程控制，防止權力濫用”，另一方面在外部監管上，更是多管齊下，要求“整合出資人監管、外派監事會監督和審計、紀檢監察、巡視等監督力量，建立監督工作會商機制，加強統籌，創新方式，共享資源，減少重復檢查，提高監督效能。”只有實現內外部有效的監管，才能讓高效的組織構架、管理模式發揮協同效應，并最終提升企業的競爭力和活力。

　　從國企自身運營層面上來說，強化監管也不是多了個“惡婆婆”，而是厘清監管的邊界，糾偏過去對于國企監管“缺位和錯位”的問題，既保證國企運營上的公平公正，又能真正實現政企分離，讓企業成為市場的主體。以國有資本管理公司設立為例，將國企監管由政府—企業的兩層管理架構，轉變為政府—資本運營公司—企業的三層管理架構，改革后國資管理部門不再是市場的直接參與者，而是市場的管理者和市場次序的維護者，這一監管角色的轉變，就是要“不缺位、不越位”，充分尊重企業的法人財產權，有效實行了政企分開和政資分開，使國有企業更多地能夠按照相關法律和市場競爭的要求，實現自主決策經營和高效運作。如果說強化監管的“緊箍咒”是做加法，那么這里就是做減法。

　　新加坡淡馬錫的成功，證明了國有企業完全可以做到跟私營企業一樣有效率。其成功經驗之一就是，只考慮推動旗下企業長期穩定發展，不介入日常經營和商業決策，強調長期回報而非短期利益，強調員工和股東利益相結合。

　　通過監管上的“加減法”，以及相關配套措施的推出，相信能夠以一套科學、嚴格、有效率的監管機制，建立科學合理的經營管理制度和業績考核體系，最大程度地調動員工的積極性，最大程度地發揮員工特長和潛力，從而激發國有企業的活力和內生增長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