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從提高市場競爭公平性還是增加社會和諧的角度，都應該直面“增加國企紅利上繳比例”這個議題;國有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是時候更多地擔起改善民生的責任了。
《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建立覆蓋全部國有企業、分級管理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管理制度，同時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是政府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國有資本收益，即人們通常所說的“國企紅利”，并對其進行分配而發生的各項收支預算。自2007年實行該項制度以來，中央企業國有資本收益上繳比例逐步提高，從最初的10%、5%、免收等3個檔次，逐步優化調整提高到目前最高為30%等多個檔次。
國有資本的性質是全民所有，其產生的收益也應該全民共享。但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大部分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益雖然被納入公共財政，但從支出看，還是更多用到了企業的固定資產建設、創新和技術改造等方面。一定程度上仍在企業內部自我循環，沒有體現出“全民所有、全民共享”。
應該看到，國企特別是央企經過這么多年發展，經營規模不斷擴大、盈利水平顯著提高，我們已擁有“全球最賺錢的銀行”“全球最賺錢的電信公司”“全亞洲最大的石化企業”，他們完全有能力給社會更多回報。上繳收益占國有企業利潤比重過低，與其良好的盈利狀況和占有巨大公共資源的背景不適應。
該繳的 “紅利”沒上繳，會導致國企員工享有較高的工資福利，加劇全社會的收入分配差距；企業家底雄厚，難免會滋生惰性，改革創新力度不足；一些企業施行產能擴張、資本擴張戰略，一定程度上會對民間資本的發展空間造成擠壓。因此，無論從提高市場競爭公平性還是增加社會和諧的角度，都應該直面“增加國企紅利上繳比例”這個議題。
該收的“紅利”收不上來，也影響了財政對民生領域的投入。這些年，經濟發展起來了，民生卻還有不少短板。提高居民保障水平、增加教育投入、扶貧攻堅……樁樁件件都要花錢。國有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是時候更多地擔起改善民生的責任了。
此次改革對“國企紅利”征繳范圍實現了全覆蓋，提高了“國企紅利”征繳比例，并強調其支出的民生導向。數據顯示，國有資本收益調入公共財政預算、用于社會保障等民生領域的資金，從2010年的10億元提高到2014年的184億元。未來，國有企業會把更多真金白銀送交“國家的錢袋子”并惠及民生，令人期待。
不過，把這件好事辦好，還需科學穩妥，量力而行。
征繳“國企紅利”，要給企業留出一定的緩沖。提高“國企紅利”上繳比例，對國企來說既是壓力也是動力，將倒逼企業通過深化改革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進一步提高企業活力和市場競爭力。但考慮到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不能竭澤而漁。特別是今年以來，受經濟增長放緩的影響，國有企業主要經濟效益指標增幅放緩，某些行業利潤驟減。對“國企紅利”的征繳要結合企業改革發展進程和企業效益狀況，有差別、分步驟地逐步提高比例，實事求是，為企業留出緩沖期以消化壓力。
增加民生支出，也要兼顧企業長遠發展。“國企紅利”的支出應著眼于國有經濟結構調整、產業升級與發展等，重點支持以優化產業結構和資本布局為主攻方向的重大結構性調整，涉及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產業升級與發展等，給企業、行業留一些騰挪的空間，為經濟發展攢后勁，為進一步改善民生夯實根基。(曲哲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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