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下稱“人社部”）新聞發言人李忠在2016年度第二季度新聞發布會上明確表示，“研究制定高校、公立醫院不納入編制管理后的人事管理銜接辦法”。

　　但是，高校去行政化也并非簡單地退出事業編制，減少幾個內設機構和領導職數就一蹴而就了。更為關鍵的，高校聚集了大量優秀的行政人員和黨團組織人才，全面取消事業編制后，高校行政人員的晉升通道在哪里？高校的校長還有副部級嗎？

　　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已6年

　　2010年7月，《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下稱“綱要”）公布。這份綱要指出，隨著國家事業單位分類改革推進，探索建立符合學校特點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傾向，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這是中央文件第一次提出高校將取消“行政級別”。就此，我國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的序幕被拉開。

　　盡管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早在6年前就已提出，更有南方科技大學作為改革先鋒，但現狀卻難言樂觀。6年間，高校“去行政化”的討論一次次地在社會上掀起討論熱潮。有贊成者，也有反對者，更有旁觀者，甚至還有些人認為，“在中國現有的環境下，高校不可能取消行政化”，“爭論也是白談，不如不爭論”。

　　“我認為這是一種過于消極的觀點。高校去行政化是眾所期待的一項改革，它意味著在學術領域推進教授治校，教師群體將具有更大的話語權，意味著學校在資源配置時將更多地向教學、科研第一線的教師傾斜。”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楊宏山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高校去行政化，不是要取消內部的行政管理，而是要擺正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關系，讓行政的歸行政、學術的歸學術，兩者不能錯位，更不能越位。

　　高校職稱評審體現“教授治校”

　　去行政化，一直是高教改革中難啃的硬骨頭。高校去行政化，談了很多年，給人的感覺是：只聽聲響，動靜不大。其實不盡然，近年來，高校職稱評審已然成為去行政化改革的一抹亮色。

　　對于高校來說，職稱評審一直是人事管理的一個敏感點，也是去行政化改革中的痛點。一般而言，高校教師評職稱要過三關，從講師到教授，都要面臨三關的考驗，越到后面門檻越高，不是到了規定的年限就能輕松“進步”。

　　第一關是論文課題關。這一關體現的是硬實力。許多高校要求教師要在核心學術刊物上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一些高校還要求有主持部級課題的經歷。第二關是院系關。職稱評審中，由各院系自己協調，今年推誰或者不推誰。此環節院系領導的作用非常大。第三關是評審委員會。許多時候，評誰不評誰，并非個人的能力和努力能夠決定的，能夠跑完最后一公里，往往是背后的導師、門派以及院系之間的博弈。

　　“其實對年輕教師而言，評職稱拼的不僅是發論文、找項目等硬條件，也涉及不同院系之間的學科平衡、利益博弈，以及其他一些考量。”楊宏山說。

　　就是這樣一個難點痛點，在北京的一些高校已經有大的突破。以人大為例，近年來，該校職稱評審的運作方式已經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已經由原來的評審委員會定生死，改為由“教授會”投票來一錘定音。

　　據記者了解，每年的職稱評審，人大教師評聘委員會都會給每個學院下達一定數量的副教授和教授推薦人選指標。符合評審條件的教師提出申請，首先由各個學院召開“教授會”，申請人現場進行述職和答辯，全體教授投票產生初選名單，然后，提交各學院教師評聘委員會審議并確定上報學校的推薦人選。如果當年只有一個指標，“教授會”投票排名第一的就上報給學院的教師職稱評聘委員會；如果有兩個指標，排名前兩名的就報上去。學院的教師職稱評聘委員會，主要是核準教授會的投票結果，審核所報的材料是否有假。

　　“因為學院教師評聘委員會的成員都是教授，也參加了‘教授會’的投票，實際上更多的是走一個法定化的程序，經這個機構審核一下，再報到學校。在職稱評審過程中，引入‘教授會’制度，明顯擴大了教授群體的發言權。”楊宏山說。

　　不只是人大，北大、清華等高校的教師職稱評審，大都采用了“教授會”投票的方式。這種職稱評定，相比10年前已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過去常見的領導一言九鼎、拼關系勝過拼實力的現象已經大為減少。這是高校去行政化的一個重大進步。不僅教授的發言權在加大，而且教授組建科研隊伍的能力也會增強，“因為教授可以組織一些年輕教師一起做科研攻關，這種由知名學者、科研精英領銜的團隊建設，與以往那種以行政權力、行政資源為導向的團隊整合是兩碼事。”楊宏山說。

　　但是，記者了解，在北京還有一些高校，在職稱評審方面行政化跡象依然很明顯。一位不愿具名的高校教師告訴記者，他所知道的北京一所高校的職稱評審委員會的主要成員，一半都是行政領導，包括校領導以及人事處的領導、科研處的領導等等。

　　改革方向是取消行政級別，但過程漫長

　　其實，高校取消行政級別不僅在綱要中有所體現，十八屆三中全會也提出，逐步取消學校、科研院所、醫院等單位的行政級別，建立事業單位法人治理結構。

　　這是對高校“去行政化”的剛性要求。某種程度上，高校全面取消事業編制對走職稱路線的教師影響不大，直接受影響的是大學的校長和相關的行政人員。

　　在我國，高校是有行政級別的，北大、清華、人大、北師大等高校的校長是副部級，常務副校長是正局級，副校長是副局級，高校一些行政部門的領導和二級分院的院長是處級。

　　教育部網站顯示目前教育部直屬高校共有75所。知情人士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其中有20多所高校的校長是副部級。現實的問題是，當高校全面取消編制，高校的校長是否還有“副部級”？

　　有意思的是，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有“改革校長”之稱的北大校長林建華對解決高校行政化的問題提出了更為直接的建議 ：“如果能夠把級別去掉是最好的，如果真是去掉了，那對于去行政化肯定是有好處的。”

　　但是，由于目前部分高校是教育部直接管轄，很多是直接任命的干部，這些校長的副部級別難道真的要取消嗎？

　　在楊宏山看來，是否取消校長級別取決于組織制度的具體安排，可以按照現行制度給大學確定一個級別，也可以沒有明確的級別，制定一個彈性化的對接規則，讓校長的個人職業流動，可根據個人領導力和業績，對接體制內的不同行政級別。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則認為，在一個時期內，高校領導的級別可能還會有，他告訴《中國經濟周刊》記者，“改革總的方向是事業單位應該淡化官本位色彩，不應該有處級、局級、部級的劃分，這種做法跟市場經濟的要求是對立的。因此，改革總的方向應該是取消行政級別，我估計這個過程會比較長。”

　　高校行政人員的晉升通道在哪里？

　　高校全面取消事業編制和級別之后，另一個現實的問題是：高校內部大量的行政人員出路何在？

　　在楊宏山看來，高校的行政人員尤其是黨、團組織人員規模較大，聚集了大量的高素質人才，其工作力度和人事配置，是其他任何組織所不能比照的，像北京的‘985’‘211’大學的行政干部、黨團工作人員的規模都不小，這些人的教育背景都很好，到了處級崗位后，再往上晉升的通道一下子會小很多，大學的副校長和部門領導大多從教授隊伍中產生。

　　“這些人本身很能干的，高校也需要這方面的優秀人才，只有解決好他們的職業發展通道，才能讓去行政化改革真正推動和落實下去。如何為這一群體提供晉升激勵，這是高校去行政化面臨的一個現實困境。”楊宏山說。

　　記者查閱人大官網，除了教學的40個院系之外，黨群組織有11個，行政部門有25個。僅學校辦公室，就內設秘書科、文書科、綜合聯絡科、信息科、黨務科、行政科6個科室。

　　另外，北大的行政職能部門也有31個之多，加上工會和團委，共33個。清華的行政部門和黨群組織有40多個。

　　一般而言，“級別”在我國的干部調動和干部配置中，尤其干部在不同單位之間進行調動時，是很重要的一個標尺。如果不去行政化，行政人員走的是行政級別路線，他的整個職務和職級的晉升通道都會比較完善，即便在本校難以進步，調任他校或進入黨政機關晉升自是合理通道。但是，一旦去行政化，這些原來帶有級別的行政人員，只有崗位、職務，沒有了級別，他們的晉升和激勵通道在哪里？

　　楊宏山通過《中國經濟周刊》建議：推動高校去行政化改革，可在內部提供大量的中高層經理人員崗位，在高校與其他公共部門的行政人員之間形成職業流動機制。“當然，未來采取一種什么樣的評價機制和標準體系進行對接，這需要出臺相應的管理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