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法院檢察院工作忙、任務重、壓力大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而基層司法人員面臨的職業風險卻與他們獲得的經濟、政治保障不成正比，導致基層司法人才流失多、招進難。“法官都去哪兒了？”最近一段時間，這句問話時常在人們耳畔響起。
給法官“減負” 專家呼吁“去行政化”
基層司法人才為何“引不來、留不住”
人手不足是讓貴州省長順縣人民法院副院長陳六林最為頭疼的事。“全院政法專項編制60名，實際在職干部54人，其中法官只有34人。”陳六林說，即使滿編，全縣25萬多人口，平均每名法官要服務7000多人。
不只是法院，基層檢察機關也面臨同樣的問題。近五年來，巴中市檢察系統人才流失嚴重。
人手不足的直接原因是招人難。“去年招考名額有9個，但最后只錄了3個；今年原計劃招錄6人，但報名的只有10人，真來考試的只7人，按照1∶3的招考比例要求，今年最多只能招2個人。”陳六林說。
為啥進人這么難？要求高、任務重、待遇低、晉升空間小是主要原因。“報考人員需要大學法學本科以上學歷，并且需通過國家司法考試。”陳六林表示，目前全院只有一名法律碩士。
工作任務繁重也是“引不來人才”的重要原因。據張鵬程介紹，由于辦案人手少，公訴、偵監干警常常面對一個人一天審查幾個、十幾個案子的情況，受案件審查、訴訟期限的限制，經常通宵加班審查案卷材料，撰寫審查報告、起訴書、抗訴書、檢察建議，幾乎沒有周末；反貪、反瀆干警有時為了突破一個案件，可以幾天幾夜不合眼，哪怕就為了獲得一個微不足道的線索，加班、出差更是家常便飯。
在貴州省長順縣，有些基層法庭現在只剩下一個庭長和一個書記員。立案、審判、執行都要庭長一肩挑，既是審判員，又是駕駛員和炊事員。陳六林說，“基層法官‘既要開處方，又要當護士’，老百姓很少有錢請得起律師，也不像高級法院那樣有法官助理，文書、卷宗、調解往往都是一個人一手經辦，貴州又是山區，很多村寨車子開不進去，只好靠兩條腿走路。”
除了常規業務工作，一些主題教育活動和事務性活動也占用了法院大量資源和精力。長順縣前段時間力推同步小康工程，法院就抽調了一名老同志去敦操鄉的打召村駐村，幫助當地解決一些實際困難。綜治維穩、煤炭檢查等等，也都需要派人參加。
在廣西南寧市西鄉塘區人民法院刑事審判庭副庭長朱梁雄看來，基層法官普遍面臨巨大的經濟壓力。朱梁雄入職時每月工資1700元，2012年被提拔為副科級別的副庭長后，收入每月也就3400元。如今，他的工資只能基本滿足當月房租等開銷，難有積蓄。
從事一份職業需要獲得一定的滿足感，要么體現在精神上，要么體現在物質上。“若是這兩方面都無法獲得滿足，選擇換崗也就不奇怪了，這也許就是基層法院人才流失的原因。”朱梁雄說。
有限的晉升空間，也是擺在基層司法人員面前的一道坎。法院作為司法部門，在政治待遇的解決和落實方面，與政府部門相比，可以說是相距甚遠。據陳六林介紹，從2012年到現在，一共有6人調到上級法院和政府部門任職。近五年來，巴中市檢察系統外調或辭職的有70多人，大多調到黨政部門、其他單位或者經濟發達地區檢察院，其中有不少是近年來新招考的大學畢業生。
此外，四川省巴中市檢察院紀檢組長張鵬程認為，編制缺乏也是引起人才缺乏的重要原因。“在巴中這樣一個400多萬人口的地級市，市檢察院僅有92名政法專項編制，是全省市級檢察院中編制最少的院。”張鵬程說，去年巴中市新設立了恩陽區，該區轄68萬人口，卻僅有政法專項編制36名，而且這36名編制還是從全市檢察機關編制中統一調劑配備的。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建立、落實執法司法人員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健全冤假錯案責任追究機制，基層司法人員也因此倍感壓力。這一改革其實早已提上日程。今年兩會期間，最高檢檢察長曹建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明表示，司法改革方案即將公布。曹建明說，最高檢今年改革的重點之一，是加大司法公開的范圍和力度，其中建立案件質量的終身負責制，也是改革內容之一。
基層司法人員“減負” 制度建設要跟上
全國政協委員、南開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侯欣一說，如今很多基層法院法官的工作壓力太大，有的法官平均一天要審三四件案子；同時，來自法院外的對審案、判案的干涉較多，導致法官判案時無所適從，從而導致基層法官隊伍“人心不穩”。隨著案件調解增多，司法公信力也備受挑戰。
一方面是基層司法人員的匱乏，另一方面，卻是基層司法系統行政化的泛濫。侯欣一說，基層法院面臨的問題，帶有一定的普遍性，一些基層法院不僅有若干副院長、甚至還設有副庭長。很多法官走上領導崗位就不再審案，導致行政人員比例很高。如果法院行政化的體制不改變，基層法院現在所面臨的問題很難解決。
“本來辦案人員就不多，結果一部分人還成了行政領導，不辦案子了。”侯欣一說，“前一陣跟一個地方的法官通電話，他說工作太忙了，因為他的下級法官每次辦案前都要先問他的意見，探探他的態度，如果上下級法院一定要有這種行政化報批，那還要審級做什么？”侯欣一認為，下級法院就個體案件處理向上級法院申報請示批復，既影響法院和法官在規定審級的獨立裁判，也違背訴訟法確立的兩審終審制度。
“法院行政化模糊了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的權力界限，使審判工作更容易受到外界干預，也使法院更難履行依法獨立公正裁判案件的職能。”全國政協委員、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副會長朱征夫認為，法官應只負責審理案件，集中精力行使審判權，不參與法院的內部管理。
“推進司法體制改革的突破口就三個詞，公開化、去行政化、去地方化。”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遲福林認為，“要真正解決這些問題就必須盡快建立相關制度。”
基層法院、檢察院要留住人才，首先，要加強對法院專項編制管理。當前，審判工作任務繁重與之對應的編制卻相對穩定，已不能適應發展的需要，所以應當針對區域經濟發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以及社會治安狀況等進行全面分析，編制部門應根據形勢發展的要求，相應增加基層法院的員額編制，增加法官編制，單獨增設法官助理和書記員編制，大力推行法官助理制度，由法官助理負責諸如閱卷、提出對案件審理的初步意見、庭前證據交換、庭前調解、開庭準備等輔助性和程序性工作，將法官從事務性工作中完全解脫出來，將其工作限定在主持庭審、認定案件事實、適用法律等裁判工作上，以確保辦案的質量和效率，緩解當前面臨的案多人少辦案壓力。
同時，要建立一套適應審判工作的人事管理制度。將目前法院人事管理制度套用行政機關管理模式中分離出來，用一種更合理的辦法來管理法官，尊重法官，給法官創造一種比較寬松的輿論環境，適當延長法官退休年齡。
另外，要采取多種方式建立法官人才庫，使基層法院有充足的后備資源，幫助基層法院尤其經濟相對落后的基層法院留住人才。打通我國四級法院的選拔渠道，下級法院的優秀法官經法定程序可以到上級法院擔任法官職位，為各級各類法官的成長提供平臺，以激發基層法院法官的工作熱情，從而從根本上解決基層法官斷層、短缺、流失問題。
近年來，各基層法院招錄了一批素質過硬、業務能力較強的聘任制書記員，由于國家政策的限制，通過了國家司法考試的聘任制書記員不能晉升法官，以致不少聘任制書記員產生了消極、倦怠心理，工作主動性、積極性都不高。不少基層法院的聘任制書記員在通過司法考試后，辭職下海當了律師，這不能不說是法院的一大損失。實行書記員向法官的有效過渡，可以為基層司法系統提供大量人才。
給基層司法人員“減負”，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提出，還要“加強司法職業保障，在政策待遇等方面向基層傾斜，努力解決基層法官斷層、人員流失等問題和困難，關心基層法官身心健康，加大對西部、邊遠、民族地區和革命老區法院建設支持力度，加強援藏、援疆、援青等工作，不斷改善基層司法條件和環境。”
讓司法的歸司法，行政的歸行政，社會的歸社會，是法治社會的治理常態。只有當司法機關的任務和使命僅聽從于法律的安排，從事司法工作的條件和環境能夠規范、透明之時，司法工作者的職業生涯才會變得可預期、可向往。（綜合人民日報、光明網、新華網、法制網、工人日報等相關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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