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的地方債和上報的地方債有巨大的差距?！?2月14日，在三亞財經國際論壇上，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表示。

　　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6月底，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總額為17.89萬億元。李鐵透露，在地方調研時候，走了十幾個城市，他們說只報了10%，有些報了20%、30%，超過50%的都沒有。

　　過去，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政來還債。從農民手中低價拿地，盡管這種方式拆遷難度大，引起社會矛盾多，李鐵說，這仍是政府預期的收入來源。

　　不過，隨著房地產市場環境發生變化，地方財政面臨巨大壓力。李鐵說，三十多年來中國城市的發展，主要依靠賣地的收益，服務的人口是非常有限的，就把外來人口排斥在公共服務之外。

　　這使得中國城鎮化發展扭曲。根據官方統計，2013年，中國的“戶籍城鎮化率”僅為35.7%。同年中國城鎮化率53.7%。李鐵說，與日韓臺城市化不同的是，中國更多的注重表象的東西。

　　新型城鎮化要求以人為本。李鐵表示，“他們那些地方的城市化雖然不好看，但是街道、社區功能很好，公共交通發達，交通擁堵并不嚴重。為什么我們不走這條路呢？”

　　對于城市治理，不僅體現在社會居民上，還有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治理和增長的模式轉換等。李鐵說，最近下去調查，市長、市委書記都問我，地方債怎么解決，他還要繼續錦上添花。

　　進入經濟新常態下的中國，城鎮化既能推動投資又能拉動消費，對提高勞動生產率，解決社會公平合理，也有相當益處。作為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備受關注。

　　香港永隆銀行有限公司董事長馬蔚華說，真正的城鎮化是讓農民工享受與城市人同樣的教育、文化、勞保，不是在農忙的時候回家務農，農閑的時候進城打工，這不叫城鎮化。

　　“城鎮化既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又要清醒的看到，這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工程，不能急于求成。否則，在目前的情況下，就會變成政府行為，層層加碼，把道路走偏。”馬蔚華擔憂到。

　　這主要在于中國尚未建立起一個能支撐起城鎮化方面的融資體系，特別是市場的融資體系。馬蔚華表示，將社會資金調動起來，就得有回報，采用這種按照市場原則的方式，人家才會有積極性。他認為“要有歷史的耐心”，要一步一個腳印的推動城鎮化的進程。不過，“只爭朝夕”的華生認為，中國問題要破局，最關鍵的是農村人要出來。這是全球的規律。

　　在論壇上，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名譽院長華生說，現在最緊迫的任務，先不要說比別人做的好，先做一個正常的國家。“現在人均GDP六七千美元，城市化水平至少應該是60%。因為這是普遍情況?！?/p>

　　華生說，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在于城鎮化。但是，能賺錢的地方都被人拿走了，那些花錢的地方需要已經得了利的利益集團，包括政府，把那塊拿出來?！皼]有這個，中國經濟連續若干年7%的增長，根本是維持不了的，就是因為經濟結構是高度扭曲的。”

　　對城市的重視，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擔憂，鎮是不是可以多考慮一些呢？不單是建設問題，更重要的是鄉鎮居民的工作、生活和居住問題。

　　現實是，農村年輕人紛紛涌向城市進行務工。其中原因在于一是政策推動，二是市場的倒逼，三是城市配套設施完善。劉永好說，在農村，勞動力的收入不及城里的3/4或者一半，農民就留不住。

　　這就使得面對農村土地戶均不足十畝地的現狀，要從事農業獲得體面收入，也就意味著，土地流轉將成為新常態。劉永好說，從小農變成農場主，從農場主變成企業的員工，或者組建合作經濟組織。

　　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央提出，四化協調同步發展。神州數碼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郭為表示，工業革命推動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信息技術是繼工業革命之后的第二次產業化的革命。

　　在新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信息化如何提升政府治理水平，郭為說，這不僅是觀念問題，還是技術手段的問題?，F在的技術手段完全可以為整個城市居民均等化的服務提供有效保證。

　　近些年“智慧城市”備受關注。為推動新型城鎮化發展，住建部也啟動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工作。所謂智慧城市，也就是通過信息和通信技術手段，感測、分析、整合各項關鍵信息，進而更好提供服務。

　　郭為說，一方面解決事難辦、臉難看等一系列傳統問題，同時還在網絡上記載一系列的活動。在網絡上實現一種新的社會化治理，在網絡上可以充分的體現以人為本的社會治理的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