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的地方債和上報的地方債有巨大的差距。”12月14日，在三亞財經國際論壇上，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表示。

　　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6月底，中國地方政府債務總額為17.89萬億元。李鐵透露，在地方調研時候，走了十幾個城市，他們說只報了10%，有些報了20%、30%，超過50%的都沒有。

　　過去，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政來還債。從農民手中低價拿地，盡管這種方式拆遷難度大，引起社會矛盾多，李鐵說，這仍是政府預期的收入來源。

　　不過，隨著房地產市場環境發生變化，地方財政面臨巨大壓力。李鐵說，三十多年來中國城市的發展，主要依靠賣地的收益，服務的人口是非常有限的，就把外來人口排斥在公共服務之外。

　　這使得中國城鎮化發展扭曲。根據官方統計，2013年，中國的“戶籍城鎮化率”僅為35.7%。同年中國城鎮化率53.7%。李鐵說，與日韓臺城市化不同的是，中國更多的注重表象的東西。

　　新型城鎮化要求以人為本。李鐵表示，“他們那些地方的城市化雖然不好看，但是街道、社區功能很好，公共交通發達，交通擁堵并不嚴重。為什么我們不走這條路呢？”

　　對于城市治理，不僅體現在社會居民上，還有地方政府的財政壓力，治理和增長的模式轉換等。李鐵說，最近下去調查，市長、市委書記都問我，地方債怎么解決，他還要繼續錦上添花。

　　進入經濟新常態下的中國，城鎮化既能推動投資又能拉動消費，對提高勞動生產率，解決社會公平合理，也有相當益處。作為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備受關注。

　　香港永隆銀行有限公司董事長馬蔚華說，真正的城鎮化是讓農民工享受與城市人同樣的教育、文化、勞保，不是在農忙的時候回家務農，農閑的時候進城打工，這不叫城鎮化。

　　“城鎮化既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動力，又要清醒的看到，這是一個巨大的社會工程，不能急于求成。否則，在目前的情況下，就會變成政府行為，層層加碼，把道路走偏。”馬蔚華擔憂到。

　　這主要在于中國尚未建立起一個能支撐起城鎮化方面的融資體系，特別是市場的融資體系。馬蔚華表示，將社會資金調動起來，就得有回報，采用這種按照市場原則的方式，人家才會有積極性。他認為“要有歷史的耐心”，要一步一個腳印的推動城鎮化的進程。不過，“只爭朝夕”的華生認為，中國問題要破局，最關鍵的是農村人要出來。這是全球的規律。

　　在論壇上，東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名譽院長華生說，現在最緊迫的任務，先不要說比別人做的好，先做一個正常的國家。“現在人均GDP六七千美元，城市化水平至少應該是60%。因為這是普遍情況。”

　　華生說，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在于城鎮化。但是，能賺錢的地方都被人拿走了，那些花錢的地方需要已經得了利的利益集團，包括政府，把那塊拿出來。“沒有這個，中國經濟連續若干年7%的增長，根本是維持不了的，就是因為經濟結構是高度扭曲的。”

　　對城市的重視，新希望集團董事長劉永好擔憂，鎮是不是可以多考慮一些呢？不單是建設問題，更重要的是鄉鎮居民的工作、生活和居住問題。

　　現實是，農村年輕人紛紛涌向城市進行務工。其中原因在于一是政策推動，二是市場的倒逼，三是城市配套設施完善。劉永好說，在農村，勞動力的收入不及城里的3/4或者一半，農民就留不住。

　　這就使得面對農村土地戶均不足十畝地的現狀，要從事農業獲得體面收入，也就意味著，土地流轉將成為新常態。劉永好說，從小農變成農場主，從農場主變成企業的員工，或者組建合作經濟組織。

　　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央提出，四化協調同步發展。神州數碼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郭為表示，工業革命推動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信息技術是繼工業革命之后的第二次產業化的革命。

　　在新型城鎮化發展過程中，信息化如何提升政府治理水平，郭為說，這不僅是觀念問題，還是技術手段的問題。現在的技術手段完全可以為整個城市居民均等化的服務提供有效保證。

　　近些年“智慧城市”備受關注。為推動新型城鎮化發展，住建部也啟動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工作。所謂智慧城市，也就是通過信息和通信技術手段，感測、分析、整合各項關鍵信息，進而更好提供服務。

　　郭為說，一方面解決事難辦、臉難看等一系列傳統問題，同時還在網絡上記載一系列的活動。在網絡上實現一種新的社會化治理，在網絡上可以充分的體現以人為本的社會治理的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