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走出經濟低谷的出路在體制改革
可能你不相信，但我們還在底部。
證據比比皆是。
經濟增長總體放緩，企業利潤因為勞動力供給的緊張會受到擠壓，增長的結構更多地依靠消費而不是投資和出口；總體融資條件趨緊，儲蓄率下降趨緊，貨幣環境易緊難松。還有房地產泡沫問題怎么解決，去杠桿去泡沫化的過程是平穩的還是激烈的過程？
上述種種跡象都瞄向同一個問題：走出經濟低谷的出路在什么地方？
“我覺得出路是在改革，體制的改革。”5月25日，在上海舉行的21世紀資本市場年會上，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彭文生如是表示。
彭文生強調，“體制的改革，減少壟斷提高競爭，提高資本配置的效率，還有財稅體制的改革，這些我認為如果要看未來的資本市場發展，這是我們需要看到的向上的力量。”
歷史教訓
在彭文生看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至今，累計60年的經濟發展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50至70年代，另外則是80年代之后。
“頭30年，一個重要的體現就是經濟增長和通脹的波動比較大，經濟周期一個主要的體現是通脹上行，政策趨緊，經濟衰退，通脹下行政策放松；到了80年代，增長和通脹的波動大幅度下降，尤其是發達國家，在通脹比較低的環境下維持一個快的增長。”彭文生解釋稱。
但是，一場不期而至的金融危機，打斷了西方社會的經濟增長步伐。時至今日，經濟學家們依然在思考，是什么導致了早期的大黃河時代，又是什么催生了緊隨而來的金融危機？“一個是政策的因素，其實還有一個非常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口紅利的變化。”彭文生認為。
“人口紅利為什么會對通脹的波動有這么大的影響呢？就是因為它在經濟體里面生存的人超過消費的人，經濟是一個供給比較充分的，所以控制通脹比較容易。”彭文生解釋稱。
正是因為此，在50至70年代，西方國家進入嬰兒潮，給社會帶來較大的成長負擔，所以這段時間是一個短缺型經濟，控制通脹很容易，但經濟波動比較大。
進入80年代，事情開始發生變化。
這一期間，各國施行的政策依然吸取此前的教訓，把控制通脹放在第一位，卻正好又趕上經濟結構的變化，使得通脹不再是一個問題。政策與現實之間的矛盾，導致貨幣政策相對資產價格來講更為寬松。
“在人口結構改善的過程當中造成的影響是經濟增長比較快，通脹比較低，在這種背景下，它的資本市場的估值往往有比較大的促進作用，整體融資條件比較寬松。但是正因為這樣的環境因素，埋下了資產泡沫和金融危機的種子。”彭文生表示。
回到中國，上述人口紅利的變化已經對中國經濟帶來影響。
而具體到影響體現，首當其沖的是匯率問題。彭文生介紹，“我們過去十余年人口結構的變動導致儲蓄率很高，整個國家的外匯資產在私人部門和政府部門之間分布，外匯資產幾乎都在政府手上。所以導致的結果，在金融市場動蕩的時候，風險偏好降低的時候，人民幣往往貶值的壓力大。”
其次則是房地產。在彭文生看來，房地產價格之所以上漲如此之迅猛，一是因為儲蓄率高，其次還是因為當前中國經濟是供給比較充分的經濟，導致貨幣政策易松難緊。
改革方向
即便正在經歷類似的歷史階段，但中國無疑有其自身特色。
“城鄉勞動力間的轉移和人口紅利疊加在一起，造成我們中國經濟過去十余年非常特殊的環境：增長很快，儲蓄率很高、消費低、投資快、貨幣環境總體寬松、融資條件寬松、風險資產擴張，尤其是房地產泡沫。”彭文生分析稱。
過去十余年間，中國總體的融資條件比較寬松，其中一個重要的機制，就是企業和地方政府的杠桿率上升，負債率明顯地增加。但這一切，恰恰是歐美國家當前正在掙扎的去杠桿化問題。
“我們現在處在一個非常微妙的階段，是不是到了去杠桿化下行的階段，這個拐點我們判斷有比較大的不確定因素，對政策的把握會增加它的痛苦。”彭文生在論壇上表示。
換句話說，在這樣一個時間點，政策過松或者過緊發生失誤的可能性增加。
“我覺得出路是在改革，體制的改革。”彭文生強調。
論壇現場，彭文生提出了自己的改革良方。
首先是降低壟斷提高競爭。“我們現在一些基礎性的行業，金融、通訊、能源都是被一些大型的企業占主導地位，所以降低壟斷增加競爭，再加上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的改革，利率市場化，資本帳戶開放，都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來防止經濟增長的衰退。”
其次則是稅制的改革。“我們的稅制過多地依賴消費稅、增值稅、營業稅這些，這種扭轉稅是一種累退性質，國家的稅制主要來源實際上對低收入群體是不利的，所以這個不僅僅是企業部門和政府對國民收入的分配，還有內部的分配不平衡。”
“體制的改革，減少壟斷提高競爭，提高資本配置的效率，還有財稅體制的改革，這些我認為如果要看未來的資本市場發展，這是我們需要看到的向上的力量。”彭文生如是表述。（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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