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養老制度改革 需要智慧更需要決心
最近，人社部有關延遲退休年齡的設想，絕大部分的網民表示反對。實際上，從客觀理性上來說，在一個人口紅利消失、老齡化到來的社會，要使多數國民退休以后過上體面的生活，至少生活水平和現在相比不能有所下降，就必須延長養老交費的年限，進而延遲退休年齡。
至于很多年輕人所擔心的就業問題，我認為不必過于擔憂，因為既然是人口紅利消失，就表明勞動力供小于求，也即總體上存在勞動短缺。盡管不排除存在結構性的勞動短缺，有部分年輕人會因此找工作困難，但即便如此，兩害相權取其輕，也只能通過改革勞動力市場，強化失業保險來解決，而不是還維持現在的退休年齡。
當然，延遲退休年齡并不是立即實行，而且即使實行也不是一步到位，諸如規定男必須到65歲、女必須60歲退休等；也不是所有的職業都必須延遲退休，具體的退休方式可以探討，原則是設計一個比較理性的解決方案，力求做到讓所有人的利益最大化或損害最小化。
但這不是說網民對延遲退休的擔憂和反對沒有道理。延遲退休年齡是基于老齡化的趨勢而言，而網民的反對則基于現實問題而言。如上文提及的就業，如養老保障制度的“雙軌制”，后一問題更是讓廣大網民非常無奈。事實上，在養老保障方面，我們豈止是“雙軌”，而是“五軌”：公務員有一套養老，事業單位和企業各有一套養老，無業人員和自由職業者有一套養老，農民又有一套養老，很多單位甚至同時就并存幾套養老體系。養老制度的這種碎片化，如果長時間得不到并軌，那么，延遲退休年齡就會適得其反，達不到目的。
現在來看，養老制度的并軌不是輕易就能實現的。比如，自2008年底啟動的山西、上海、浙江、廣東、重慶五省市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試點，至今仍未取得實質突破。專家認為，相關政策未具體明確轉制成本的資金來源，令諸多事業人對前景“憂心忡忡”。
恐怕這不單單是轉制成本的資金來源未有著落的問題，如果僅僅是個人賬戶上沒有累積基金，相對來說還好辦，關鍵在于無法消除人們基于現實的利益落差，而形成的心里比較所導致的對養老保險改革試點的抵觸。在現有的幾種養老保險體系中，公務員的養老保險待遇最好，事業單位其次，企業第三，就改革的路徑問題，選擇事業單位進行養老并軌試點，不是不可以，但必須對收益最大的公務員養老保險有一個說法。假如拿事業單位“開刀”，要他們和企業并軌，而公務員的養老保險還“一枝獨秀”，其改革遲遲沒有說法，事業單位工作人員當然會不樂意。因此，即使解決了轉制成本的資金來源，人們也會反對改革，除非強制推行試點，而強制推行又會滋生出一些不必發生的事情來。
所以，問題的關鍵，在于國家對機關公務員的養老保險并軌改革一定要有個明確表態，制定出一個時間表。往大里講，每個人都是國家的公民，權利平等，不能在事關個人晚年生活的養老保險上分三六九等。我們承認歷史形成的權利差距，但是這種差距不能無限延續下去。因而，掌握社會公權力的機關公務員，不能利用自己的政策制定權，將此種不合理的權利差距固定化與制度化，這是不合現代文明發展方向的。
要改革自己自然有些痛苦，然而，不將公務員的養老保險并軌，不但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改革推行不下去，而且，在目前的網絡時代，公務員的這個制度特權勢必會激起其他群體的反感。因此，從國家的角度看，應該秉持對歷史負責的精神，對公務員的養老改革有個說法和規劃。就此而言，廣大網民對延遲退休年齡的反對意見，我認為意義不在他們提出的具體理由，而是讓主管部門看到，社會對一部分群體所擁有的養老保險制度特權，是不可容忍的。
如何設計一個讓各方群體都滿意的延遲退休年齡方案，需要我們集思廣益。而推進養老制度的改革，最終使各群體的養老做到制度平等，則不僅需要智慧，更需要決心。 （鄧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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