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茉楠：全球再次“保增長”能否化解危機
全球經濟再次“保增長”，確實有許多的無奈。2009年以來，全球經濟跌跌撞撞的復蘇過程，是20世紀30年代那場經濟災難以來最糟糕的經濟復蘇。國際金融市場劇烈動蕩，經濟前景惡化遠超預期，也許并不僅僅是歐債危機再次卷土重來以及全球經濟衰退概率加大的恐慌，而是人們對各國決策者在越來越嚴峻的世界經濟形勢面前束手無策的絕望。
恐慌和絕望背后折射出怎樣的危機？4年多來，全球大規模貨幣和財政刺激之后，世界經濟似乎又被打回到了“原點”。經濟形勢驟然惡化的根本原因，是全球根深蒂固的經濟失衡和結構性危機并沒有通過政策刺激得以解決。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全球經濟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經濟的政府驅動型復蘇和資產膨脹型復蘇，創造出兩個副產品：高債務和高通脹。
2008年金融危機之初，各國政府彈藥比較充足，并普遍實施了大規模的凱恩斯式擴張。發達國家政府試圖通過擴大其資產負債表，向金融、居民與企業部門提供刺激來減輕財富縮水的沖擊，進而控制去杠桿化的速度，私人部門的資產負債轉移至政府部門，以政府部門的“杠桿化”抵消民間部門 “去杠桿化”。據聯合國統計，全球應對金融危機而采取的政府擔保的金融業救援行動資金估計為20萬億美元左右，相當于世界GDP的30%；為應對經濟衰退，2008年~2010年全球財政刺激措施總規模達2.6萬億美元，約占全球GDP的4.3%。
貨幣刺激已經用到了極限。為應對金融危機，全球釋放了大量的流動性，2008年金融危機至今，美元流動性增長了2.3萬億美元，廣義貨幣供應M2已接近60萬億美元。全球流動性極度泛濫，但是可怕的是無論怎樣刺激，全球似乎已陷入“流動性陷阱”。由于發達國家創造貨幣到銀行體系創造信貸的傳導機制被阻斷，銀行惜貸嚴重，銀行放貸的能力或意愿甚至不如衰退之前。
全球舊增長模式已走到盡頭，政策刺激從來都不是阻止危機的“緩沖帶”。無論是凱恩斯式的財政擴張，還是量化寬松刺激，都沒有真正扭轉當前經濟的危局，反而讓更多人承受危機轉嫁成本。全球經濟面臨的是經濟全球化以來的一次結構性大危機：是發達國家長期積累下來的結構性債務問題；是美元主導的全球貨幣體系下儲蓄國與消費國之間的經濟失衡問題；是全球舊有增長模式失靈的深層次頑疾。
發達國家債務問題早就不可持續，巨額的預算窟窿不是某一年的收入與支出不平衡，而是收入與支出之間長期的結構性不平衡。舉債過日子是發達國家的普遍現象，根據IMF的數據庫，世界外債發行數量最多的前十個國家，包括了美國、7個歐洲國家以及日本和澳大利亞，對外發行的債券占全球的83.8%。現在各國財政運轉和繼續舉債的空間越來越小，隨著人口老齡化、社會福利的剛性支出，增加償債能力下降與債務負擔上升矛盾的積累讓發達國家的債務依賴型經濟模式走到了盡頭，而美國國債遭降、債務融資鏈斷裂，將是對美國債務增長體制終結的開始。
反觀新興經濟體，同樣面臨高增長模式難以持續的風險。事實上，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速放緩不僅僅是各國政府的政策收緊，新興經濟體全要素生產率也在放緩，特別是隨著外部需求不足的市場萎縮，新興經濟體勞動力成本上升、貨幣升值以及環境、資源等瓶頸，意味著新興經濟體生產要素價格重估的開始。很多國家低成本的優勢將逐步消失，新興經濟過度依賴資源、出口和投資的增長模式也將走到盡頭。
矛盾重重、險象環生的全球經濟讓增長調整沒有退路。如果政策制定者還是一味的延緩和轉嫁風險，而不是真正著眼于經濟模式的轉型和調整，那么全球危機必定會周而復始。（張茉楠 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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