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應增加對歐洲的關切
對歐債危機，鄭永年并不悲觀。“歐債危機的出現，是資本主義系統性和結構性矛盾的結果，因此也需要強政府的系統性解決方案。”鄭永年對本報記者強調，“盡管目前歐洲各國難以出現強政府，但從長期來看，形勢比人強，最終會逼出強政府。”
中國也難以置身事外。“如果歐盟解體，對中國也會造成重大損失。”鄭永年強調，過去中國與歐洲由于沒有直接的地緣政治關系，所以對歐洲關注不多，但今天隨著中國的崛起，中歐之間的地緣政治關系開始變化，因此中國應該增加對歐洲的關切。
歐債危機是經濟結構失衡的產物
《21世紀》：您認為，歐洲為什么會發生債務危機？
鄭永年(新加坡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無論是美國的金融危機，還是歐洲的債務危機，首先是世界經濟結構失衡的產物，這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思潮的崛起有關。冷戰結束后，新自由主義很快就發展到世界經濟領域，主要是對經濟全球化的理想化，過度理想地認為全球化會形成一種完美的國際勞動分工，各國可以借其“比較優勢”來促進無限的經濟發展和財富的積累。“看不見的手”和“比較優勢”是古典經濟學的核心。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主導下，西方各國在不同程度上走上了經濟結構失衡的道路。
具體來說，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產業轉移所造成的不同產業之間的失衡。冷戰結束后，很多歐洲國家加快了產業的轉移，把大量的低附加值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一些西方國家(尤其是英國)甚至大膽地放棄了大部分制造業，而轉向了高附加值的服務業。這就導致了制造業和服務業之間失衡，在服務業中過分側重于金融領域。
按理說，產業轉移的目標是產業升級，產業升級既可以在同一產業鏈上升級，即通過增加技術的含量來增加附加值，也可以通過把附加值低的產業轉移到其他國家而發展新產業來追求附加值。但不少歐洲國家在沒有找到新興產業的時候，就把一些已有的產業轉移了出去。產業的轉移必然影響到就業，而就業又轉而影響消費和政府財政等方面。這次危機表明，凡是制造業仍然領先的國家(如德國)，受危機的影響就小；凡是金融業發達的國家(如英國)，不僅制造了危機，而且影響到本國的制造業。
其次是，產業轉移之后，導致了社會性投資和生產性投資之間的失衡。因為很多產業轉移了出去，實體經濟空間大大減少，生產性投資缺少了目標。西方的很多生產性投資是通過FDI的形式投資到海外企業。企業的大量出走，也導致了政府稅基的縮小。而在歐洲的福利社會，政府需要越來越大的社會投入，但同時國內的稅基減小。那么，政府的錢從哪里來？政府只有搞債務財政。大多西方政府的債務財政節節升高，在背后有很多因素，但社會投入的負擔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再者，由于產業轉移之后，過于依賴金融業，導致了創新與投機之間的失衡。傳統上，大多技術創新都發生在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但是，在歐洲不少制造業被轉移出去，或者制造業空間縮小，技術創新顯得不足。因此，這些國家的企業把大部分財力用來搞金融創新。盡管金融創新也很重要，但這往往和投機或者冒險聯系在一起。在很多情況下，金融工程和投機工程沒有什么兩樣。而種種金融投機又反過來弱化實體經濟。這次金融危機就是因為美國的金融資本把美國的實體經濟(房地產)過分貨幣化的結果。
歐盟不能解體是解決危機的底線
《21世紀》：就當下而言，您認為應如何解決歐債危機？
鄭永年：既然歐債危機已經政治化了，那么最后還是需要通過政治方式。歐債問題本身是經濟危機，如果解決不好就會演變成政治危機。要解決歐債問題，還是要通過政治的方式。政治方式如何解決？從歷史上看，歐洲歷史上也經歷過經濟危機、金融危機，最后還是出現強政府來解決這個危機。所以像英國人現在非常懷念丘吉爾、撒切爾，美國人也非常懷念羅斯福等政治強人，因為政治強人用政治權力來解決危機的能力非常強，手段非常有力。
從目前的歐洲來看，我們還看不到怎樣產生這樣的強政治、強政府。無論是社會還是資本，大家都不能做出讓步，社會不想放棄福利，資本也不讓步，政府要么討好人民，要么討好資本，但這兩者都難以產生有效的政府。
如果不能產生一個強有力的政府來干預經濟，歐洲經濟就會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呈現危機、衰退和滯脹的狀態，但同時也要警醒，強有力的政府也可能給世界帶來的威脅。但從長期來看，形勢比人強，我覺得最終會出現這樣一個“強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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