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生：美國對IMF改革握有最終否決權
因為牽涉到各個國家的利益，IMF這樣的國際金融機構的改革必然會是談判、磋商甚至是漫長的扯皮過程。
在“建立國際金融新秩序”的一片嘈雜聲中，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拋出的建立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論，把中國推到了此次輿論的風口浪尖。歷史上，每一次重大變革都是由一個國家或一個人物擔當領袖重任，而這不僅需要其國其人膽識和魄力，更需要解決問題的智慧和能力。全世界對金融危機力不從心的特殊時期，也是類似中國這樣的新興國家爭取有更多話語權、決策權的機會。而成敗與否，還需要具備一定的天時、地利、人和。
對此，長江商學院教授周春生提出，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是必須的，但也面臨著諸多困難。至于中國建立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的前景，他認為，首先美國和歐盟這一關，中國恐怕就過不了。
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是必須的，也是困難的
記者：現在雖然問題千頭萬緒，但這次G20峰會，包括各國的表態和準備會議，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共同的指向，對現在國際金融秩序的不滿。包括德國總理默克爾也在4月28日表示，國際金融危機源自國際市場無節制行為，人們需要金融市場憲法加強金融市場監管，應當將金融體系內所有參與者統一在一起，進行統一協調監管。您認為現在國際和金融秩序到了一個需要變革的時候了？
周春生：美國引發的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確實反映了金融監管方面存在巨大的監管漏洞和缺陷。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金融市場已經是一個全球性的市場，而全球化不僅使貿易關系不斷密切，金融關系也變得越來越密切。任何一個國家的市場，特別是那些主要的金融市場已經不再是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它還會直接影響到其他的經濟實體。比如美國的金融市場在某種意義上，對全球經濟和金融都起著重要的影響作用。在這個背景之下，一個重要的經濟體或者國家發展金融危機，很容易波及影響到其他國家的經濟。正如我們經常講的，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在這種情況下，全球的金融監管協調就顯得非常必要。
記者：您認為目前金融監管最重大的缺陷在什么地方？
周春生：第一，透明度不夠，尤其是監管機構和投資者對新的復雜的衍生產品的風險缺乏足夠的認識。第二，監管范圍存在局限性，各個監管機構是對各個金融機構的監管，而缺乏對系統性金融風險全盤考慮。到2008年，各個監管機構監管的是傳統的金融機構，比如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而以金融創新為主要經營方式的，比如對對沖基金——傳統上大家認為對沖基金不涉及公共利益，所以疏于監管。
記者：國際金融體系應該進行怎樣正確的改革才是正確的方法？
周春生：從法律上來講，如何協調各個國家的監管和法律，這是我們必須看到的困難之一。另外就是各個國家的利益問題。最近全球關注的IMF的改革、份額的分配、投票權以及是否應該推出一個新的超主權的國際儲備貨幣等焦點問題，因為各個國家有不同的利益，所以就有不同的觀點。美國的利益和觀點顯然非常明顯和堅決，因為美國現在是現行金融體系最大的受益者，也是這次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我相信，在國際金融體系、國際金融機構改革方面不會做出太大的讓步。而美國在IMF占據17%的份額，對IMF許多重大決策都具有否決權。因為按照現在的規定，所有重大的改革和決策必須有85%的份額同意，只要美國的17%不同意，永遠達不到85%。這意味著美國握有IMF的最終否決權。美國會不會輕易讓出這個否決權，我覺得可能性不大。
但是國際金融體系的改革是必須的。從全球金融監管角度來看，除了透明度、會計制度、對各大金融機構流動性和準備金充足率的監管等問題都需要關注。而我認為更難的是全球金融監管的協調和合作。我們能不能建立超主權、全球性的金融監管機構。現在大家都提出更高標準的全球監管合作顯得更為重要，但如何才能使得各個國家在金融監管上達成一致實現配合，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們需要一個機構來執行這樣的監管使命。這就牽涉到全球金融體系包括像IMF這樣的國際金融機構改革，但因為牽涉到各個國家的利益，改革必然又會是談判、磋商甚至是漫長的扯皮過程。但我認為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各個國家都認為目前的金融體系確實有強化監管的必要，而且這種監管必須要求全球同心協力，統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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