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聿文：經濟增長的正義需要制度強力保障
經濟增長的目的是什么？相信許多人（包括主政者）都會認為是使人民幸福、社會和諧。因此，當現實中的經濟增長未能達到這一要求時，就必須反思增長的方式和路徑是否出了問題或者偏離了設想。
溫家寶總理在國際論壇上發出“我們絕不靠犧牲生態環境和人民健康來換取經濟增長”這樣的聲音，顯示了中國領導人對增長正義的追求。可惜，目前在一些地方，由于用錯誤的方式追求經濟增長，雖然換來了一串漂亮的增長數據，但人民并未從中受益，或者受益還不足以抵償因環境破壞和健康受害而導致的不幸福，從而使得增長陷入了非正義狀態。
眼下的“毒膠囊”就是一例。“毒膠囊”現象的長期存在，追根溯源，乃是某些地方政府把問題產業作為本地的經濟支柱而大加扶持，為此放松了監管的職責和要求。這一事件顯示出，在部分地方政府及主政者那兒，只要能有助于地方的經濟總量增加、財政收入增加，經濟增速提高，當然，最終是有利于“我的”政績和仕途，哪怕明知這種產品或產業對人民的健康甚至生命不利，卻總抱著一種僥幸心理，鼓勵其發展。
要說這些制造環境污染和健康事故的官員不懂得增長的目的是為使人民幸福，絕對是扯談。國家多年前就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并明確把建設環境友好型社會和發展生態文明作為科學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循循教導，但為什么在實際工作中就不管用了呢？根子在于，它只是教導，最多是對官員的一種道德要求，而未成為對官員有實際約束力的制度。甚至，在現實中，某些靠犧牲生態環境和人民健康換取經濟增長的官員獲得了升遷。比如，在“毒膠囊”事件中，2004年就曾被央視曝光工業明膠大量流入各種食品行業的河北阜城縣古城鎮，當時的李華一正好是這個鎮的黨委書記；8年后，當阜城縣的工業明膠再次被曝光，李華一已經升任副縣長。這無疑會對官員產生一種潛在的負“激勵”：大家不是比在自己的任內造福一方百姓，而是比著對經濟增長非正義性的容忍度。從而將增長的行為與目的全部異化。
之所以未把科學發展變成一種硬約束，而只是對官員的道德要求和事后懲戒，這里客觀上存在一個發展的路徑依賴問題。也就是，早年受制于普遍的貧窮，只要能夠消滅貧困，一定意義上講手段是可以不顧的。這樣一種發展方式確實使我們在不長的時間里解決了大多數人的貧困問題，但由此也使得相當一部分官員認為只要能做大蛋糕，可以不計成本。
從歷史角度看，在普遍貧困的階段，帶血或者帶毒的發展具有一定歷史合理性，盡管它不符合正義的要求。而在今天，尤其是中國已穩坐全球經濟第二把交椅的當下，還靠犧牲生態環境和人民健康來換取經濟增長，無論如何都說不過去。因為即使如經濟欠發達的西部，雖然存在繁重的脫貧任務，也可通過加大國家的轉移支付、先發展地區對后發地區的援助以及生態環境的補償等多種方式來解決。另一方面，在經過這么多年發展后，我們的技術水平尤其是資金實力有一個大幅增強，對于一些污染產業，完全可以通過加大技術投入來予以糾正。
這樣做是涉及一系列具體、復雜的制度和政策設計，但首要的是對地方官員們發出一個明確的信號：不換發展方式就換人。必須要有這樣的氣魄，否則，不足以震懾那些“沉醉”于帶血和帶毒發展的官員。
目前，這個信號的發出還不是很堅定。誠如溫總理所說，我們“要走出一條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思路和做法都有了，這就是總理在演講中強調的“四個堅持”，但要使“四個堅持”實實在在起作用，前提就是，誰不堅持這樣做，誰就走人。換言之，增長的正義必須用制度的強力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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