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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被動式”的環境保護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對于有關生態方面的林業、水利、人口問題做過多次調查并形成相關指導性文件，積累了寶貴經驗。

　　關于水利建設與人口控制思想。1934年1月，毛澤東同志曾指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我們應予以極大的注意。”這一論斷為當時蘇區的農業建設指明方向，也為水利工作的開展奠定基礎。新中國成立后，面對數次大規模的洪澇災害帶來的重大損失，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更加堅定治水興農的決心，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開展各項水利工程建設。這些探究是對中國傳統治水經驗的繼承和創新發展，為當今我國水利事業的發展和建設提供歷史借鑒。黨對人口控制問題的關注始于20世紀50年代后期，發展于20世紀60年代，并提出了“有計劃地生育”的論斷。

　　關于環境保護思想。“綠化祖國”這個人們熟悉的口號是毛澤東同志在1956年3月提出來的，其內含包括:“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均要按規格種起樹來”；“要做出森林覆蓋面積規劃”；“真正綠化，要在飛機上看見一片綠”；“用二百年綠化了，就是馬克思主義”。1958年8月，毛澤東同志強調，“要使我們祖國的河山全部綠化起來，要達到園林化，到處都很美麗，自然面貌要改變過來”。黨中央有關同志對農業、林業和畜牧業的優先發展問題提出先發展農業的想法時，毛澤東同志指出三者的辯證關系：“應互相依賴平衡傳遞發展，不存在先后發展的問題。”中國第一代領導集體在經歷挫折困難后及時總結環境保護經驗，為探索中國特色環境保護道路奠定了良好的發展基礎。

　　改革開放的號角喚起了黨對生態保護的重視與整治

　　第一，生態文明建設思想的起步階段：建立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體系。新中國成立之初，單純盲目追求生產力的發展“趕英超美”，卻忽視了對生態環境的應有重視和保護，違背自然規律，其后果就如恩格斯預言的那樣：“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這樣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報復了我們”。改革開放以來，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同時開展了環境保護立法工作，在進一步學習馬克思主義生態思想的基礎上，帶領全國人民踏上生態文明建設的征程。

　　1981年黨中央制定的《關于在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加強環境保護工作的決定》中，要求必須“合理地開發和利用資源”、“保護環境是全國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次年，黨的十二大上又提出關于控制人口增長、加強能源開發與節約能源消耗等生態文明建設觀點。黨的十三大指出我國仍面臨著“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的客觀事實情況，在提出的解決方案中首次提出經濟要從粗放型經營逐步轉變到以集約型經營為主。同時，黨中央也認識到要更加有效地進行環境保護工作，還必須建構完善的法律和制度體系，使得經濟、社會和環境協同發展。1989年12月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上升為國家正式法律，標志著環境保護法律正式建立。該法秉持馬克思主義的生態觀，總結新中國成立以來環境保護的經驗教訓，確立污染者必承擔治理責任的原則，為我國環境保護事業開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這一時期內黨對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的建設已初具規模，在環境保護實踐過程中起了積極作用，也為黨進一步探索生態文明建設奠定了理論基礎、指明方向。

　　第二，生態文明建設思想的發展階段：可持續發展戰略在生態領域的推廣。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加速擴展的浪潮中，發展是各個國家和地區都高度重視的問題，而對當今世界影響頗深的工業文明是建立在以犧牲環境為代價、大量消耗資源能源的基礎之上的人與社會、自然逐漸相異化的過程。為了解決人類共同的發展問題，“可持續發展”的概念于1972年6月聯合國召開的世界環境大會上正式提出。世界環境委員會提交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對可持續發展做了簡要明確的定義：“在滿足當代人需要的同時，不損害后代滿足其自身需要的能力”，得到國際上的廣泛認同。在此概念中，兩大發展主體“當代人”和“后代人”不是絕對分別存在于不同的時間與空間，在一定條件下的發展問題上存在一些矛盾，而可持續發展正是解決這種矛盾的動態性的優化過程。要求以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關系不斷優化為前提，建立以人為發展中心的“自然-經濟-社會”三維復合系統，通過三者間的有機協調最終達到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有限的自然資源要求發展與有限的自然承載力相適應，才能保證和保護生態的可持續性，從而實現最終的可持續發展。

1992年江澤民同志在黨的十四大上著重分析了經濟、人口和資源的關系，并在全國第四次環境保護會議上指出，“經濟發展必須與人口、資源環境統籌考慮，不僅要安排好當前發展，還要為子孫后代著想，為未來的發展創造更良好的條件，決不能走浪費資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更不能吃祖宗飯斷子孫路”。1994年《中國21世紀議程——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的制定和實施，標志著中國可持續發展思想和戰略的正式確立。它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對中國保護資源和環境戰略進行了突出與集中闡釋，同時也對中國的環境與發展戰略與全球環境發展戰略的相互協調給予充分關注。另外，中國也高度重視堅持經濟、生態和社會三位一體的發展觀，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發展觀為指導，強調要將環境保護的工作交給黨政一把手親自負總責。除了重視環境立法工作，更加關注環境保護的執法監督效果，堅決打擊破壞環境的犯罪行為；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上改變了以往的高污染、高消耗、低產能的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的增長方式，轉為考慮自然環境承載力和提高資源利用率的集約型增長，同時提高人口質量和素質。

　　隨著國際上解決發展問題的“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提出，中國共產黨積極順應歷史潮流，用開放、長遠的戰略眼光把可持續發展作為一項戰略應用于生態領域，高度重視國家各方面發展的保障——生態環境，并主動吸收發達國家發展過程中破壞生態的經驗教訓，及時引導經濟和生態環境協調發展，注重人與自然的統一，這是我黨對于生態建設思想的又一次提升和發展。

　　第三，生態文明建設的成熟階段：強調生態環境建設的科學發展。隨著改革開放進程加快，工業化和城市化高速發展與有限的資源能源、生態環境平衡形成較大的矛盾，國內生態環境惡化加劇。面對這一發展不平衡的嚴峻形勢，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科學發展觀的核心觀點：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人與自然的和諧、生態文明的建設的認識更加科學和深化，要求把大自然的優美和人的自身發展相結合，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指出：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提高生態文明水平。在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胡錦濤同志進一步強調，“不斷在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上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績”。這些認識深化的結果就是生態文明建設上升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重要組成部分。

　　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綠色發展”理念

　　自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無論在主持國內重大會議、實地調研時，還是在出席國際重要會議、進行國事訪問時，都數次強調要維護生態安全，建設生態文明，指出“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中共中央文件對于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共同體”的高度論述：“我們要認識到，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樹。”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新理念，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總結我國30多年改革發展經驗、科學分析國內國外經濟社會發展規律基礎上提出的面向未來的發展理念，是對中國及世界發展規律的新認識。“堅持綠色發展，必須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堅持可持續發展，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現代化建設新格局，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新貢獻。”綠色發展是黨在把握社會主義本質規律并運用到生態領域的最新發展指導理念，要求人們要在探索建設生態文明的過程中不斷轉變理念、付諸實踐且踐行保障制度。

　　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高度重視生態文明的制度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只有實行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才能為生態文明提供可靠保障。”在執行實踐中，我們對生態文明有關的制度和法治建設已經加緊逐步落實。比如，對為追求企業效益增長而造成嚴重污染卻聽令不改的，已建立最嚴格的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和責任追究制度；對一些地方政府唯生產總值增長論不顧生態環境的，建立了科學的政績考核和經濟社會發展考核評價體系；對于不落實黨中央對于生態環境保護的決策部署，環境問題突出、環境保護責任主體不負責的情況，建立了環境保護督查工作制度，等等。

  除了進行整體規劃和制度保障外，黨還注重夯實生態文明建設的群眾基礎，進行生態文明教育。要實現中國夢，建設美麗中國，億萬中國人民必須齊心協力，共同對現有的生態環境進行恢復、保護，對有限的能源資源樹立節約意識。同時，人民公仆應主動下基層了解群眾對于生態保護的現狀和認識，摸清在發展生產力的過程中面臨的保護生態環境的盲點和誤區，在宣傳教育過程中不斷結合國內國際生態情況，加強群眾“綠化祖國、人人有責”的意識，倡導全民節約風尚。十八大以來黨的生態文明建設思想，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觀和生態文明思想，也是對科學發展觀認識的進一步深化。隨著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實踐不斷向前推進，黨關于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成果會越來越豐富。(作者：新疆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趙曼)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思想年編：1921—1975》，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③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編：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

　　④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江澤民思想年編：1989—2008》，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

　　⑤《胡錦濤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⑥《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