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廣州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的收費窗口前排隊交錢的人群。 圖/CFP

　　公立醫院的財務制度普遍落后，意味著各項醫療服務的真實成本很難獲取，其虧損表象背后隱匿著一條不為人知的利益鏈條

　　如果你問朱忠遠，現在什么行業最有利可圖，他一定會告訴你，投資醫療吧。

　　作為管理著120億元基金的景林資本董事總經理，朱忠遠還準備加大對醫療行業的投資，他估計醫院的利潤率達到30%并不困難。朱還不是膽子最大的，另外一名投資了三甲醫院的一家國企總裁估計，部分三甲醫院的毛利率能達到50%。

　　許多公立醫院的院長卻在一直喊窮。

　　對于資本界的樂觀精神，北京某三甲醫院院長張平感到頗為尷尬，每年，他所在的醫院要從政府拿到5000多萬的財政撥款，才能維持收支平衡。當他聽到醫院的毛利潤最高能有50%時，他激動得連連擺手，“不，公立醫院的利潤率沒這么高”。他的例證是，在美國醫院的凈利潤率也不過3%~6%，“在全世界，醫院都不是好生意”。

　　張平坦承，醫院有一些科室確實容易賺錢。但是綜合類公立醫院同時也要運營不賺錢的科室，整體來看，綜合類公立醫院不可能賺大錢。朱忠遠和上述國企總裁，則用行動證明了他們沒有在說謊。景林資本管理著總額高達120億元的基金，醫療投資是該基金的四大投資板塊之一，目前仍在追加投資;而另一位國企老總則斥資10億元，投資了昆明市一家市屬三甲醫院，預計到2013年將投入運營。

　　看起來，醫院就像一個圍城，資本方動輒掏出數億資金大膽試水，而身在其中的院長們卻苦不堪言。

　　公立醫院病了

　　張平過早謝頂了。六年前，他開始擔任某三甲醫院院長，隨后在醫院進行了一系列阻力重重的改革，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減少醫院的跑冒滴漏，降低醫院虧損率。2010年，該院的總收入為17億左右，拿到政府撥款5000多萬，“收支剛剛持平，”張平說，虧損率為3%左右。

　　這看起來有點奇怪，三甲醫院平均110%~120%的住院率意味著醫院是絕對的賣方市場，可是，根據張平掌握的同行情況，如果在收入中去除政府的撥款，幾乎所有公立三甲醫院都處于虧損狀態。

　　張平所在醫院位于北京繁華的市中心，衣著光鮮的人士在旁邊的高檔百貨大樓里購買各類奢侈品。醫院里，卻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由于病人過多，住院部的樓道里塞滿了臨時病床，一些輸液的病人斜斜地靠墻而坐，來自農村的患者蹲在鼓囊囊的包袱上，這一切讓醫院看起來像一個骯臟雜亂的火車站。

　　醫院似乎成了中國最繁忙的地方之一。大部分醫生都頗為疲憊，有的醫生為了避免下午犯困，午飯都不敢吃飽。門診醫生一上午要問診幾十個病人。

　　另一方面，中國的醫患矛盾又日益突出。今年3月23日，一名患者捅死了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年僅28歲的醫生王浩。在隨后的網絡調查中，超過六成的網民卻為王浩之死歡欣鼓舞。

　　伴隨負面形象的是醫生低廉的陽光收入。北京某三甲醫院的一位年輕醫生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他每月的收入只有2000多元，上一次夜班補貼20元，“我上完夜班就熬到天亮，等著公交車開始運營，20塊錢根本不夠打車”。

　　張平稱，他所在醫院員工平均年薪達到了17萬左右，而主任醫師平均為40多萬，“你最好匿名，因為我們醫院比同行高了不少，曝光了又要挨罵”。

　　在美國，醫保基金支付給醫院資金總額的70%用來作為醫生的收入，另有15%用于藥品流通，余下的15%則用于醫院的運行。而在中國，只有30%的醫院收入用來給醫生發薪水。

　　由于醫生的合法收入過低，通過過度診療補償其收入至合理水平，成為了潛規則。“患者和醫保要負擔整個藥品的費用，而醫生的回扣只占了一小部分，醫生為了獲取一塊錢的收入，可能要給患者開十塊錢甚至更多不必要的藥，很不經濟。”張平說。

　　2010年，張平通過該院的醫療信息系統發現，一位外科醫生開出的某藥品的數量，是其他同科室醫生平均水平的28倍。而且，上述藥品并非必需藥品，“最終我們取消了該藥品生產廠家的供應資格”。但是，在國內絕大部分公立醫院，并未應用這樣的信息系統，因此，醫生們的過度醫療行為很難得到應有的監督。

　　民營醫院只是改變了藥物采購制度，就規避了這個問題。在云南，民營醫院幾乎都是直接從廠家采購藥品，斷絕了醫生收受回扣的通路，很多藥品的實際采購成本比公立醫院低了40%左右。

　　虧損背后

　　由此而來的疑問是，在中國，既然病人如此之多，醫生的人力成本又如此之低，為什么公立醫院普遍虧損?

　　張平的理由是價格管制。其中，包括胃腸外科、兒科在內的大部分科室，傳統醫療項目比較多，其價格多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確定，并未計入人力和物耗成本，在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20年間，上述手術現在做一個賠一個。

　　比如，某三甲醫院闌尾炎手術的費用為234元。做一臺這樣的手術需要8個醫護人員工作一兩個小時，平均一個人一小時的酬勞還不到30元。而新項目比較多的一些科室，比如眼科手術，手術半小時，手術總費用能達到2000元。

　　兒科主任曾經多次找到張平，兒科病人實在太多，希望能增加病床數，被張平拒絕了，“賠不起了，并非兒科不重要，但是從維持醫院運營角度考量，我們也沒辦法”。

　　醫療服務項目收費價格過低已經成為了業內共識，提高其價格也早已被官方提上了日程，卻一直未能啟動。多位衛生系統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原因在于，目前中國醫患矛盾突出，提高價格會“引起民憤”。此外，公立醫院的財務制度普遍落后，意味著各項醫療服務的真實成本很難獲取，價格到底該提多少并未取得一致。

　　張平認為，中國醫藥行業流通人數過多，高昂的人力成本最終通過醫生的“一支筆”來埋單。這一人數目前達到400萬人之巨，張認為，或許其中360萬都可以砍掉。

　　不過，亦有投資界人士認為，公立醫院之所以虧損，還在于其事業單位身份，導致其管理效率低下，人力資源構成不合理，冗員過多。他曾經去十幾家三甲醫院調研，“普遍的冗員比例達到了20%左右”。

　　中國醫院協會副秘書長莊一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2000年到2009年的綜合數據顯示，中國的醫護人員比例接近1：1，而在歐美發達國家，護士人數通常是醫生的2~6倍左右。這意味著，在中國的醫院，很多本該由護士和助理醫師承擔的專業門檻較低的工作，卻由中高級別的醫生來承擔了，而后者的人力成本要高得多，這種醫護比例扭曲的現象在三甲醫院尤甚。

　　不過，即便在現有的人力資源構成之下，包括朱忠遠在內的多位投資醫療行業的資本界人士均認為，三甲醫院的利潤率達到20%~30%并不困難，而公立醫院的“普遍虧損”不過是因為其財務體系太不透明。景林資本董事總經理朱忠遠亦有感觸，他舉例說，曾有一家國企所屬醫院一直處于虧損狀態，但是，在規范了財務制度、改善了內部管理之后，醫院隨后就盈利了。

　　非營利性醫院如何營利

　　樂觀的投資人已經開始行動了。

　　在云南省昆明市，隨意在街道上散步，一個小時內能看到三四家民營醫院，他們大多數都是非營利性醫院。不過，多位衛生系統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些非營利性醫院其實是“真賺錢的”。

　　中國醫院協會一位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北京可能只有一家真正的非營利性醫院，就是王菲夫婦投資興建的北京嫣然天使兒童醫院，“其他多數民營醫院都是掛著非營利的幌子享受政策優惠，私下卻通過種種方式分紅”。

　　“非營利性醫院”可謂名利雙豐收。首先，非營利性醫院更容易獲得患者好感，“本來大家就覺得看病貴，你又聲稱自己是營利性的，那就更沒病人來了”，上述醫院協會負責人說。

　　其次，非營利性醫院享受了免稅待遇。按照業內測算，營利性民營醫院所要上繳的稅收大約占到醫院總收入的8%左右。而一般的民營醫院運行6~7年才能正常運營，10年左右才會有20%~25%的純利潤，“賺錢都這么難，哪里有余錢交稅?!”上述醫院協會負責人反問。

　　在昆明，非營利性醫院能夠按照零收益的出讓價拿到土地或者申請劃撥用地。云南某非營利性民營醫院院長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以每畝300萬元的價格拿到了一塊土地作為醫院新址，而旁邊按照市場價招拍掛的土地價格為每畝600萬元左右。

　　但是，由于興建新醫院吸引了來自資本方2億多元的投資，而按照規定，非營利性醫院每年的結余不能分紅，只能投入醫院作為發展基金。所以她要想回報投資人，必須通過灰色手段給投資人分紅。

　　云南某民營醫院協會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可行的手段之一是，在做賬時“大幅提高”員工和管理層的工資，“這樣的話就可以實現分紅。”

　　另外一種在民營非營利性醫院中，比較常用的手段則是“關聯交易”，把本該發生在醫院的利潤向上游環節轉移。

　　2003年，江蘇宿遷開始了公立醫院改革，國有上市公司南京金陵藥業集團、南京市鼓樓醫院、宿遷市人民政府一起成為了宿遷人民醫院的三個股東。改制后，該民醫院為非營利性醫院。南京金陵藥業集團不能分紅。不過，據《華夏時報》報道，金陵藥業集團通過負責醫療設備維護、管理宿遷人民醫院的物業，以及承擔醫院的藥品采購業務等方式，部分收回了投資。

　　云南省衛生廳原廳長陳覺民認為，不管是非營利性還是營利性醫院，投資人來投資不是扶貧也不是做慈善，總是希望能夠獲取回報，只是方式不一樣，投資營利性醫療機構是想通過醫院本身賺錢，投資非營利性醫療機構是想通過與相關的上下游產業收回投資，“沒什么好稀奇的”。

　　（應受訪人要求，張平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