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華大學社會學系與工眾網研究中心昨日聯合發布《農民工就業趨勢報告》。報告指出，農民工就業“短工化”趨勢愈演愈烈，農民工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續時間越來越短。2000年初次就業的農民工平均每份工作持續3.8年，而2008年就業的農民工每份工作只持續1.4年。報告稱，農民工離開原工作的最主要原因是在用工單位提升有限，對公司條件不滿意。（《新京報》2月9日）
這是一個悲喜交加、悖論重重的現實。農民工如果長期在一個地方干工作，工資上調、職位提升的空間少得可憐，限于學歷與技能的局限，農民工成為傳說中的“打工皇帝”，幾乎沒有可能。于是，他們將工資上調、職位提升的希望寄托于跳槽，可是，此跳槽非彼跳槽，因為絕大多數打工單位沒有給農民工買“五險一金”，農民工頻繁跳槽的結果就是讓他們集體變成了“短工”。但是，這就是農民工完成自我解救的主要方式。
過年期間的走親訪友，讓我加深了對農民工群體“短工化”現實處境的了解。一位表哥一直在省城打工，而每一年，他所從事的工作都不一樣。我問他，為什么不能在一個地方呆長？他回答說，不是企業效益不好，而是許多企業所開出的工資不能隨著物價的上漲而上調，工資基本不夠吃住花銷所用。我又問，這些企業難道不給你們上保險嗎？他回答說，上保險之后，我們的工資要擔負一半數額的社保繳納，每個月的工資大約會少領四五百塊錢，對于我們這些打工者而言，我們是沒有必要要社保的，我們也不要求單位給買保險。聽此這里，難免傷感。
《勞動合法法》已經實施5年，一份工作平均持續1.4年，難道真正的合同制度仍然沒有建立起來嗎？《勞動合法法》第十二條規定，正式勞動合同分為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通常來說，固定期限勞動合同是3年一簽，工作10以上的勞動者才有可能簽訂無固定期限的合同。那么，平均1.4年，是屬于哪種合同？如果不屬于以上勞動合同，則就應該問一問，地方勞動保障部門是如何監督企業執行《勞動合同法》的。
就危害而言，不定期換工作首先會給農民工群體帶來漂泊不定、居無定所的游離感，而長時間的流離失所會讓他們喪失起碼的安全感。更主要的，作為一位公民，一位國民，“短工化”還意味著種種社會權益的喪失。“五險一金”不能保持連續繳納，養老沒有保障，工傷沒有保障，醫療沒有保障，子女無法在城市中就讀，即便高費借讀也無法在當地參加高考……
對于企業而言，農民工“短工化”則意味著一年又一年的“招工難”或曰“民工荒”。現在，東部沿海地區的許多企業工廠，都陷入到了“招工難”的沼澤之中。與招工難形成對比，許多農民工還面臨著“找不到工作”的現實困境。這種招工生態，對于一國經濟的發展而言，斷然不是好消息，尤其是對我國這樣一個以加工生產為主業，以勞動密集為特點的“世界工廠”而言，農民工“短工化”對經濟帶來的創傷顯而易見。
農民工自我解救卻變成“短工”，是一曲悲壯的挽歌。改變農民工的權利貧瘠現狀，從讓農民工穩定下來開始。而事實上，幫助農民工進行解救的應該是當前社會的用工體制和勞動制度。我國有專門的社會勞動工作保障部門，《勞動合同法》也已經進入到第五個年頭，可是，農民工的自我解救仍然自我來實現，這不免是一種遺憾。（王傳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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