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總量已超過了2.5億人，意味著每6個中國人當中就有一個是農民工。三十而立的80后、二十出頭的90后正在成為主力軍，將近1億的“新生代農民工”在進入城市的同時，正面臨著結婚生子的人生大事，他們的下一代將如何選擇城市？
“大年二十四要掃房子、二十五糊窗戶、二十六燉大肉……”農歷龍年臘月二十六，北京城“年味兒”漸濃。
忙了一下午，聶啟明終于收拾好回家的行囊，他如釋重負地坐在出租屋的地上，滿足地看著同樣躺在地上的兩個大號編織袋，它們的肚子被“稻香村”、“京八件”等年貨填得鼓鼓的。這些年貨，是聶啟明和大哥聶啟貴共同置辦的，兩兄弟同在北京西三環的一個四川飯館打工，聶啟貴負責烤肉串，要晚上十點左右才能回來，因為訂了次日凌晨三點五十返回老家四川綿陽的火車票，負責端盤洗碗的聶啟明只好一個人提前回來負責整理行囊。
今年22歲的聶啟明在三年前同大他四歲的聶啟貴一起外出打工了。兄弟倆先跟隨父母在東莞做制鞋工人，兩年后離開父母到了北京，以每人每月3500塊錢的薪水在這座城市努力地生活著，而他們年逾五十的父母則回到老家幫助聶啟貴照顧年僅2歲的兒子。在中國，像聶啟明兄弟這樣的農民工總量超過了2.5億人，也就是說，每6個中國人當中就有一個是農民工。
在當下的農民工群體中，新生代農民工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新生代農民工，一般是指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以后，年齡在16歲以上，在異地以非農就業為主的農業戶籍人口。國家統計局2010年的調查顯示，在外出農民工中，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農民工已達58.4%。在一些省份和行業，新生代農民工的比例甚至更高。
“就連飯館打工的姑娘 也想找個水果攤的攤主”
“有對象了嗎？什么時候結婚？”
春節，城市白領所遭遇到的尷尬，在聶啟明身上同樣會發生，而且會更為直接。
但是在城市打工的生活中，聶啟明還沒有遇到情投意合的對象。這讓他甚為苦悶，他偶爾會去飯館斜對面的網吧上網，和時下的年輕人一樣，打打游戲，耍耍微博，他和哥哥過年回家的火車票也是自己下載搶票軟件“搶”下來的。偶爾，他會和在老家的高中同學聊北京的見聞，當有同學提出要來北京“投靠”他的時候，他會半開玩笑地告訴對方：“你以為城市的錢好賺啊？我還打算請你扶扶貧呢！”
聶啟明幾個月前動起了“回老家開小賣部”的念頭，并開始聯系同學張羅此事。“不少在外打工的同學都回去了。”他說，“兩年了，看不到希望。沒有五險一金也沒有年終獎，就連飯館打工的姑娘也想找個水果攤的攤主。那我們還在這兒干什么？”
國家統計局的調查顯示：在新生代農民工中，80年之后且90年之前出生的已婚比例為33.8%，90年之后出生的已婚比例僅為1.6%。這意味著，大部分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要在外出務工期間解決從戀愛、結婚、生育到子女上學等一系列人生重要問題，需要受到更多政策上的關注。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城市對他們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但融入城市的夢想一旦經受到挫折，他們就會做出更有利于自身的規劃。
2012年3月16日，《光明日報》發表農業部部長韓長賦的調查報告《新生代農民工社會融合是個重大問題》。韓長賦認為：新生代農民工和上一代農民工相比，他們中的大多數從來沒有種過地，對土地和農村沒有父輩那樣的感情；他們既然來到城里，就不想再回到農村；他們受教育程度較高，獲取外部信息的方式更現代化，對城市生活更加向往和認同。
正如韓長賦的調查報告中所說，聶啟明對自己所生長的四川農村并沒有多么深厚的感情，由于是家中最小的兒子，爺爺奶奶即便在聶啟明父母都外出打工、家里缺乏勞動力的情況下，也沒有讓孫兒下地勞動。“我到現在連水稻小麥和韭菜都分不清楚。”他說。事實上，聶啟明在學生時代的成績并不差，只是高考的時候“缺了點運氣”，以低于大專分數線十幾分的成績與大學校園擦肩而過，于是，就跟著哥哥外出打工去了。
北京工業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胡建國2005年左右在廣東、福建、長三角地區等制造業發達地區的調查中就已發現，“招工難”一定與農民工的結構發生變化有關系。“新生代農民工對人生有更高的期盼，他不會接受低水平的工資或者在流水線上簡單的操作，他可能想要有更好的發展空間。他們之間的很多人不愿意從事單調的體力勞動。”
將近1億的“新生代農民工”在進入城市的同時，不僅想有面包、房子，還想在城里找一個愛人，結婚生子。他們更期望自己的下一代能成為徹底的城市人。
中國社科院婦女研究中心副主任孟憲范關注新生代農民工的生存問題也有五年的時間了，在她看來，新生代農民工有很清晰的生涯規劃，權利意識的覺醒是很積極的因素，他們會結合自身的條件為自己選擇一個更好的去處，但絕對不可能再回到農村，所謂的“農民”也只是戶口意義上的了。
90后農民工：一年半時間里的第四份工作
河南籍作家梁鴻早在2010年出版的紀實文學作品《中國在梁莊》里，就把目光對準了生活在河南穰縣梁莊的農民們在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問題，這一次，在新作《出梁莊記》當中，她又把視線移向了一個個離開梁莊、在城市打工謀生的鄉親及他們的子女，如實地描繪了他們的命運、生活狀態和精神狀態。
在河南富士康打工的23歲的梁平，是梁鴻印象深刻的一個受訪者。在2012年1月16日，梁鴻在一個雨夾雪的日子抵達河南鄭州富士康工廠準備探望梁平的時候，獲悉梁平幾個月前已經離開了富士康，現在在堂兄梁東工作的建筑公司干活。
這是梁平畢業后一年半的時間內所從事的第四份工作。
梁平是“萬科三哥”的兒子，當年梁萬科夫婦在克拉瑪依油井工作的時候，梁平和他們生活在一起。后來上初中的時候，梁萬科夫婦把梁平送回梁莊的寄宿學校。留守兒童梁平在學校里談戀愛、打架，成為一個頑劣的少年。梁萬科夫婦最后放棄打工回到梁莊，但那時梁平的學習已經不行了，讀完中專就打工去了。
“很顯然，他有著非常大的困擾，這個困擾可能跟父母生活在一起的孩子也有，因為青春期嘛。”梁鴻說，“這樣的叛逆，當他跟父母不在一塊兒的時候，會朝著更深的方向去滑。”
進入社會的梁平并不如意，“太壓抑了”、“受不了”、“不干了”……梁平不斷重復著這些話，談到在鄭州富士康工廠的打工經歷時，他說：“往那兒一坐，一天十個小時，一個動作就幾秒鐘，來回不停，往一個槽里插零件，其它身體的哪個部位都不能動，也沒時間動。”
在談到富士康屢屢曝出的跳樓事件時，梁平的反應出乎梁鴻的意料，他不愿過多地談及在富士康的生活，也不愿思考這一事件所蘊含的本質問題，卻特別鄙視那些跳樓自殺的人。梁平的經歷，某種程度上也印證了韓長賦的調查結果：“新生代農民工中的大多數是為了尋求更好發展機會而外出務工，職業期望值較高，而工作忍耐力和吃苦精神遠不及父輩；他們的心理平衡度較差，對現有生活狀況和公平、平等狀況不滿足，維權意識更為強烈。”
江蘇省對新生代農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一份調查顯示，新生代農民工平均每周工作時間普遍超出標準的40小時，因此有48%的人選擇睡覺作為主要休閑。國家統計局的調查則顯示，上網和看電視成為新生代農民工的主要業余活動。而因為文化生活的匱乏，有一部分青年會參與“打撲克賭錢”、“打麻將賭錢”、“網絡賭博”等各類帶賭博性質的活動。
上一代打工者愿意衣錦還鄉，新一代打工者則不愿離開城市，盡管在這里他們迷惘流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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