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被確認為衡量市場經濟成熟程度的重要標志，一方面卻被裝上道道“玻璃門”——為什么《破產法》在現實中還面臨種種尷尬？

　　日前，河南商報記者專訪我國著名民法專家王衛國。

　　他表示，最高法也注意到中小企業破產難現狀，正在調研推動，河南商報關注這一現象，非常有意義。

　　十八屆三中全會已明確 

　　要完善企業破產制度 

　　河南商報記者：您曾參與《破產法》起草，如何看待這部法律的意義？

　　王衛國：第一，就是在債務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的情況下，通過一種公平的集體清償程序，在債權人之間建立起一種秩序。第二，就是能夠使債務人的財產及時地被保全起來，在這種保全的狀態下，可能會有兩個結果。一種結果，就是通過企業的重整、再建，使這個企業恢復生機，起死回生，這就是目前國際上通行的普遍采用的重整程序；第二種結果，這個企業因無法挽救而被清算注銷，但是由于及時地保全了財產，債權人能夠得到在目前情況下最大限度的清償，從而使債權人的利益得到盡可能多的實現。所以無論是哪一種結果，對社會經濟都是有利的。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已明確提出“健全優勝劣汰市場化退出機制，完善企業破產制度”。未來，我國還要逐步推行個人信用破產。

　　破產特別是破產重整  

　　對債權人來說是最優選擇 

　　河南商報記者：但如今我國破產案件并不多，有一種聲音，認為《破產法》是一部被邊緣化的法律。

　　王衛國：《破產法》的首要作用，是讓市場有破產預期，借錢的人能想到以后還不上錢可能會面臨破產的結果；放貸的人能預期對方可能破產，放貸更謹慎。

　　和法庭外程序相比，破產進入司法程序透明度很高，很多企業有種種問題不愿意公之于世，還有經營者可能會因此對企業失去控制權，所以他們總是盡量避免觸及破產程序。

　　河南商報記者：現在很多人有這種認識，實施破產，實際上是企業在逃避債務，對債權人不公平？

　　王衛國：企業破產目的就是實現公平清償。在發生債務人進行私下的不公平清償的情況下，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債權人，也可以運用這個武器，去申請債務人破產。

　　此外，因為一些地方存在地方保護主義，一旦企業無法正常運轉，誰都想通過清償多拿一點，而外地企業往往處于不利地位。但一進入破產程序，債務分配將更加公開透明，債務人無法逃避債務，并能實現最大限度的公平清償。

　　所以說，破產特別是破產重整，對于債權人來說是最優選擇。

　　沒有“先刑后民”的規定  

　　實施破產也不能躲避刑責 

　　河南商報記者：但現在全國很多地方法院仍慎重對待民營企業破產申請？

　　王衛國：可以說，在我國老《破產法》最初就是被當作經濟體制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改革的工具而制定的，但這個觀念早已被破除。因為一些慣性，涉及民營企業破產，一些地方政府和法院確實把門關上了，最高法也注意到這個問題。

　　關于企業是否能夠破產，法院可以適當聽取政府意見，這主要是為了更好地評估和應對企業破產事件可能引發的社會風險。法院積極配合政府維護社會穩定是必要的，但在處理破產案件上，最終還是應該依法辦事。政府意見不是法院決定是否裁定受理的法律依據。

　　河南商報記者：現在很多民營企業涉及民間借貸，而刑法中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涉及非吸罪”這條罪責，是否意味著這些企業無法破產？

　　王衛國：如今司法界有一種觀點，即“先刑（法）后民（法）”。其實這個觀點是錯誤的，從來沒有這個法律規定。

　　其實，企業實施破產，并不妨礙追究個人的刑事責任，哪個環節都不影響，而且啟動破產程序，可能更有利于開展刑事調查，因為企業被接管后，更容易搞清楚企業過去的情況。所以“先刑后民”不應該是法院對企業破產關門的理由。

　　即使不涉及刑法，對于有嚴重過失導致企業破產的經營者，《破產法》也規定其不僅要在債務上承擔連帶責任，而且在破產程序結束后三年內，不準在任何企業擔任董事、監事、高管，而且背著這個不良記錄，其職業生涯也可能就此結束。

　　專家名片 

　　王衛國，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前院長，中國法學會理事、中國法學會銀行法學研究會會長，曾參與《破產法》等相關法律的起草工作。

　　（記者 鄭筱倩 趙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