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評：非稅收入大幅增加是可怕的倒退
不久前，媒體報道說，今年第一季度稅收增幅大幅下降，但非稅收入已成為地方財政增收的主力軍，對部分省份一季度財政增收貢獻率達七成。
國家財政收入可以分為稅收和非稅收入。非稅收入主要是行政事業性收費、政府性基金、彩票公益金、國有資源有償使用收入、國有資產有償使用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益、罰沒收入、以政府名義接受的捐贈收入等。
在發達國家，政府收入絕大多數是稅收，非稅收入占國家財政總收入的比重是非常小的。如本世紀初的美國，政府收入中稅收占93.8%。中國2011年全國財政收入10.37萬億元，其中稅收收入8.97萬億元，稅收收入占比達86.5%，看起來稅收處于絕對地位，但其實這個數字是不確實的。
去年僅土地出讓收入就超過2.9萬億元，至于其他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款，各種政府基金以及國有自產經營收益等非稅收入，據專家估計，可能高達財政總收入的40%。這就是說，在中國政府的收入結構中，稅收雖然是最大的一塊，但是仍然有龐大的非稅收入存在。
國家財政收入中，非稅收入占比的高低，有非同尋常的意義。第一，與國家通過國有資源和國有資產取得收入相比，通過稅收取得收入，使得國家有求于社會，更有利于形成社會公眾對政府的監督；第二，與國家通過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等極不規范的方式取得收入相比，國家正規稅收具有相對較高的規范性，其征收依據的法律層次更高，程序更為嚴格，因而政府取得收入將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
與此相反，如果國家通過國有資源和國有資產取得收入，則國家根本無求于社會，對社會沒有依賴，社會公眾也根本不可能參與到對國家的監督管理之中去；而如果國家通過征收依據的法律層次更低的行政事業收費，罰款等等取得收入，則國家的征收行為會更加專斷，更加反復無常而不尊重私人財產權。
所以說，政府是以稅收方式取得收入，還是以非稅收的方式取得收入，對于社會具有生死攸關的重要性。對此可用“稅收國家”思想和理論來予以解釋與說明。
1916年，奧地利財政社會學家魯道夫·葛德雷提出“稅收國家”的概念，1917年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熊彼特在《國家資本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一文中，主張稅收國家本身是“無產”的，國家為維持其存續和運作必須通過稅收使社會財富從私人領域向公共領域轉移，即所謂的“藉由征稅分享私人之經濟收益以為國用”，在此基礎上，國家才能為公眾提供公共產品。如果國家占有主要生產資料，靠自營而獲得財政收入，人民的權利對國家權力不僅難以制約，相反還會對其產生敬畏和順從。
“稅收國家”的思想理論現在已經被學界廣泛接受，日本稅法學家北野弘久就將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來自稅收的國家，叫做稅收國家。
與“稅收國家”相對的概念，是“自產國家”和“租金國家”。改革開放前以國有企業利潤而不是稅收作為主要財政收入的中國是典型的自產國家，而目前一些靠賣石油而不是征稅為收入來源的國家，就是典型的租金國家。在目前的世界上，尚未有任何一個自產國家和租金國家成為民主國家，因為這樣的國家不向社會征收稅收，無求于社會，并不受社會的制約，相反還因為以國有資源和國有資產取得的收入，讓社會公眾產生一種被國家養活的“財政幻覺”，生出對國家的依賴和感恩心理。
雖然中國在改革開放后，稅收逐漸成為財政收入的主體，逐漸走向“稅收國家”，但是因為存在強大的國有企業，而且擁有雄厚的國有資產國有資源如土地，使得政府除了征稅外，還能夠通過國有資產取得巨額的收入，使得中國仍然處于混合型而不是單純的稅收國家。
而且在稅收收入中，因為間接稅為主的稅制使得稅收缺少透明度，納稅人稅收痛感不明顯，形成政府高高在上，缺少對納稅人意愿的敏感度，這一切使得通過納稅人壓力而推進中國民主政治的進程，曲折而緩慢。
中國近些年稅收以數倍于經濟增長的速度增加，人們對于減稅的呼聲非常強烈。
今年第一季度，稅收增幅確實降下來，回歸正常，本應為一件可賀之事，但對于收入有剛性依賴的政府部門，卻強力以非稅收入以彌補稅收的不足，這造成必然的結果是，社會公眾的負擔不但不會減少，而且政府將會向“自產國家”和“租金國家”轉變，而這將會導致民主化進程的逆轉，是不得不予以警惕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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