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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1月，習近平同志在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時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這是習近平同志首次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命題。2015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的重點任務。2016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習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體學習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五次會議上的重要講話，進一步豐富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和實踐內涵，為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供了科學指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頭連著經濟發展新常態，一頭連著經濟體制改革并由此對接全面深化改革，融發展與改革為一體，實施一年多來顯著促進了我國經濟結構調整，促進了發展質量和效益提升。習近平同志深刻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場關系全局、關系長遠的攻堅戰。我們應進一步深化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認識，牢牢抓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努力打贏這場攻堅戰。

　　一頭連發展：主動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國內外經濟形勢發生深刻變化的背景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適時作出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一個“新”字，恰到好處地揭示了我們身處的經濟環境已與以往大不相同，認識、把握、引領新常態成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做好經濟工作的大邏輯。用新常態的大邏輯研判經濟形勢就會發現：

　　既然我們面對的是經濟發展新常態而非舊常態，那么，立足于中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的現實國情，走出一條與以往大不相同的經濟工作新路子，構建起與以往大不相同的宏觀經濟調控新格局，便是不二選擇。

　　既然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其根源主要不在于周期性因素和總量性因素，而在于結構性因素，是重大結構性失衡所導致的經濟循環不暢；結構性問題，供給和需求兩側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給側，那么，聚焦于解決這些與以往大不相同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從供給側和結構調整上找出路，當然要成為宏觀經濟政策新的著力點。

　　既然造成這些重大結構性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體制機制障礙，在于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未能充分發揮決定性作用，在于沒有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那么，以改革的辦法突破體制機制障礙，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無疑要成為宏觀經濟政策新的落腳點。

　　上述這些變化歸結為一點就是，相對于以往立足于總量調節、側重于需求一側，并且主要依托于政策層面操作的舊常態下的宏觀經濟管理，新常態下的宏觀經濟管理應當立足于結構調整、側重于供給一側，并且主要通過改革的方式加以實施。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大命題，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基于這樣的科學判斷而形成并演化為經濟工作的主線。這就是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經濟發展新常態緊密相連。正是因為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才必須實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只有立足于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才能真正落到實處。

　　一頭連改革：牽引和推動全面深化改革

　　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所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與以往改革的最大不同之處在于，它不是某一個領域的改革，也不是某幾個領域的改革，而是覆蓋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生態文明體制等各個領域的改革，既涉及生產力又涉及生產關系，既涉及經濟基礎又涉及上層建筑，是具有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的全面改革。圍繞增強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而定方向、選重點、謀布局，統籌推進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顯然是全面深化改革躲不開、繞不過的中心議題。

　　既然是全面的改革，就需要對各領域改革最終是為了什么、要取得什么樣的整體效果進行統籌謀劃。鑒于全面深化改革涉及一系列體制機制轉型，每項改革都會牽動或影響其他方面的改革，每項改革也都需要其他方面的改革協同配合，圍繞全面深化改革而提出的目標便不能僅僅覆蓋某一個或某幾個領域，而應覆蓋所有領域、統領所有領域。因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立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

　　既然是著眼于這樣一個總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就需要在各領域改革的聯動和集成中選擇突破口和主線索，有重點地加以推進。我國的改革是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的，全面深化改革又是在經濟體制改革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的基礎上啟動的。無論從哪個方面看，要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等各領域體制改革的聯動中取得改革的總體效應并形成改革的總體效果，從而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經濟體制改革都仍舊是具有“牛鼻子”效應的改革領域。這意味著，全面深化改革要把經濟體制改革作為牽引、推動各領域改革的重點。

　　既然我們已經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注意到了經濟發展新常態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緊密相連的客觀事實，那就不難發現，無論是推進經濟體制改革，還是推進全面深化改革，都離不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來自各方面的信息也表明，當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大部分重點、難點要么位于供給側、要么出在結構上，是同供給側和結構性問題交織在一起的。比如，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當中，無論是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還是政府的作用，抑或是二者的協調配合，都屬于供給側和結構性的問題。由此可見，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只能而且必須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入手，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展開；只能而且必須將改革與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在改革中求發展，在發展中謀改革。

　　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深化改革這一關系鏈條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持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并且用改革的方法深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把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持續增加包括制度供給在內的有效供給，是我們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

　　防止“新瓶裝舊酒”：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依靠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融發展與改革為一體，既體現了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的要求，又同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部署相銜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是適應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綜合國力競爭新形勢的主動選擇。打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場關系全局和長遠的攻堅戰，異常重要、異常關鍵。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絕非易事。鑒于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已經發生變化，當下尤其需要注意并重點防范的一個問題，就是“新瓶裝舊酒”——運用慣性思維面對新形勢，復制習慣做法處理新問題；當下一項異常重要而緊迫的工作，就是全面系統地調整以往習以為常的理念、思想和戰略，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的大政方針和決策部署上來，以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指導推進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比如去產能。排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任務之首的去產能，不能等同于以往的“去產量”，更不能一味依靠政府的行政手段來實施。產能過剩是所有矛盾和問題的總根子，化解產能過剩問題是無論如何都繞不過去的重大問題。但是，去產能應當也必須立足于市場調節，把著力點放在完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體制機制上。

　　比如降成本。應認識到，當下降低企業稅費負擔的主要目的在于降低企業成本、提高供給質量，是結構性調整而非總量性調節，著力點落在供給側而非需求側，因而減稅降費決不能走以往的“借錢”套路——通過擴大赤字、增發國債支撐減稅降費，而應實行減稅降費與削減政府支出聯動，以政府支出規模的削減為企業降低稅費負擔騰挪空間。只有這樣，企業稅費負擔才會是真正意義上的降低，資源配置格局才能發生有利于企業的變化。

　　比如補短板。對于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重要任務之一的補短板，決不能簡單采取“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的方法，而應認識到制造業和服務業的此消彼長是產業結構的規律性變化；也不能單純從保增長、擴投資入手，而應認識到改善民生、做好基本民生兜底保障是亟待政府更好發揮作用的重要領域。補短板要立足于經濟發展新常態，從嚴重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切入、從人民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突出問題切入，既補硬短板也補軟短板，既補發展短板也補制度短板。

　　比如宏觀經濟政策。鑒于我們已經初步形成了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政策體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決不能滿足于以往的“逆風行事”范式——經濟過熱的時候搞緊縮，經濟趨冷的時候搞擴張，而應擺脫政策調整的局限，將政策調整與制度安排巧妙結合，以改革的辦法實現供求關系新的動態均衡。

　　以上列舉幾例旨在說明：經濟發展新常態不同于經濟發展舊常態，全面深化改革不同于單純的經濟體制改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同于需求管理與調節。只有以黨中央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指導推進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能打贏這場攻堅戰，并以此推進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的落實和全面深化改革目標的實現，從而推動我國經濟朝著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

　　（作者：高培勇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