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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史鉤沉】

　　縱觀中國共產黨近百年的發展史，卓越的宣傳思想工作是我們黨不斷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之一。由于中國是一個傳統的農業大國，農民占全國人口的絕大部分，從“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到開展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必須與農民發生最根本的聯系。為此，我們黨在宣傳、教育、引導和動員農民方面進行了長期探索，形成了全面豐富、可資借鑒的歷史經驗，并對當代農村宣傳工作的發展創新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堅持用馬克思主義指導農村宣傳工作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論述革命時，經常使用宣傳、宣傳工作和政治宣傳等概念，并非常強調宣傳的重要性。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中，要求大家“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進行宣傳工作”。列寧同樣高度重視“宣傳鼓動工作”，強調它“始終應放在第一位”。中國共產黨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先進政黨，自成立以來一直都高度重視農民問題和農村宣傳工作，陳獨秀、李大釗、瞿秋白、毛澤東、彭湃、阮嘯仙等都作過一系列科學論述，為推動農村宣傳工作，動員農民投身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

　　陳獨秀在編輯出版《新青年》等刊物的同時，還先后撰寫了《中國農民問題》《中國國民革命與中國社會各階級》等文章，對農民問題與農民革命進行探討。他指出：“農民占中國人口之大多數，自然是國民革命之偉大勢力。”因此，他主張以教育和宣傳先行，農暇時給農民講授文字及世界大勢，宣傳“排斥外力”“打倒軍閥”“限田”“限租”“推翻官僚劣紳”，引導農民參加革命，實現農民的解放。李大釗不僅親自領導過北方農運，而且還撰寫了《青年與農村》《魯豫陜等省的紅槍會》等文章，并通過與俄國農民革命的比較研究，探索符合中國實際的革命道路。他呼吁廣大青年和知識分子“到鄉村去”，開展組織聯絡、教書識字與“國民革命之教育的宣傳”，使農民認識“在國民革命運動中的地位和責任”“誰是他們的仇敵和朋友”“及其應走的道路”，為奪取國民革命的勝利而戰斗。

　　毛澤東先后在廣州、武漢主辦中央農講所，編輯出版《農民問題叢刊》，并在革命斗爭實踐中提出了“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思想。他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中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并號召全黨深入農民，引導他們參加反帝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稱贊“普及政治宣傳”的作用，強調很簡單的一些標語、圖畫和講演，都可以使農民如同進政治學校一樣受到教育。他還在《長岡鄉調查》中肯定鄉村宣傳隊的作用，強調要“專門研究宣傳材料和宣傳方法”，使農民了解和接受黨的方針、政策和任務。

　　此外，彭湃、阮嘯仙、沈定一等早期農民運動的實踐家，在領導廣東、浙江等地農運的過程中，對農村宣傳工作也進行了深入探索與總結。我們黨關于農村宣傳工作的深刻認識和豐富論述，既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豐富與發展，同時也對革命形勢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組建扎根基層的宣傳工作隊伍

　　張聞天在《關于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中指出：“宣傳鼓動工作和組織工作對于我們整個黨的工作正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不可缺一。”黨非常注重農村宣傳的組織隊伍建設，努力建設一支政治立場堅定、專業素質優良、服務意識強烈、愿意扎根基層的宣傳隊伍，為黨的宣傳事業提供堅實的組織保證。1921年8月，中共一大后即成立中央宣傳局，一年后組建中央宣傳部，并先后更名為教育宣傳委員會、宣傳鼓動部和宣傳委員會等，李達、蔡和森、瞿秋白、張聞天、毛澤東、陸定一等先后擔任宣傳工作領導職務。1923年10月，中共頒發《教育宣傳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教宣委下設編輯部、函授部、通訊部等單位，負責《新青年》《前鋒》《向導》等刊物與圖書的出版發行工作，并要求“各地方委員會中當選定一人負教育宣傳之責”。在中央堅強有力的領導下，地方各級黨組織都設有宣傳部門，建構起自上而下、統一領導、各司其職的組織結構體系。

　　新中國成立后，黨在全國農村組建宣傳網，推動“宣傳下鄉”不斷形成新的高潮。1951年1月，中央頒發《關于在全黨建立對人民群眾的宣傳網的決定》，要求“在農村中，區委員會應當建立宣傳員傳授站的制度，由區委委員經常分別召集幾個支部的宣傳員或宣傳員的代表，傳授宣傳內容和宣傳方法，分發和講解宣傳資料。”在地方黨委的領導下，一個以報告員和宣傳員為骨干、覆蓋全國農村的宣傳網迅速建立起來。1980年1月，中宣部發表《關于加強當前農村宣傳工作的幾點意見》，強調要“建立一支由報告員、輔導員和宣傳員等組成的基層群眾宣傳隊伍，使基層宣傳工作經常化和制度化”，對促進農村的改革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從歷史上看，農村宣傳隊伍主要由三部分構成：一是宣傳干部隊伍，主要是各市、縣、鄉、鎮的專職宣傳干部，具體從事農村宣傳工作的管理事務，負責政策宣傳、上情下達和信息交流等工作。二是專職宣傳隊伍，主要是各市縣的報紙、廣播、電臺、電視臺的新聞記者與通訊員，農村文化站、圖書館與文藝隊的工作人員，這是農村宣傳的主力軍。三是兼職宣傳人員，主要是鄉鎮村組干部、共青團員、中小學教師、離退休干部以及社會各界人士，這也是不可忽視的民間力量。這三部分宣傳工作人員不僅具有強烈的事業心、高度的責任感和一定的理論修養，而且扎根農村基層，成為黨中央聯系農民群眾的橋梁和紐帶。

　　加強農村宣傳的制度體系建設

　　我們黨在領導農村宣傳的實踐探索中，逐步摸索出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體現鮮明的時代性、政治性和科學性的宣傳制度體系，為保障農村宣傳工作的順利開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從歷史上看，我們黨先后頒布了一系列關于宣傳工作的決議、決定與指示等，包括大革命時期的《黨內組織及宣傳教育問題決議案》和《關于宣傳部工作決議案》，抗戰時期的《中央宣傳部關于各抗日根據地群眾鼓動工作的指示》，新中國成立初期的《關于在全黨建立對人民群眾的宣傳網的決定》，改革開放后的《關于加強當前農村宣傳工作的幾點意見》和《關于加強農村政治思想工作的通知》等，對農村宣傳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和行動指導。

　　在農村宣傳工作中，“黨管宣傳”總攬全局，從市縣到鄉鎮、再到各村組，各級黨委都高度重視宣傳思想工作，形成了黨委統一領導、黨政各部門齊抓共管、各負其責的宣傳工作體制，從而使黨的政治路線與方針政策得到有效傳播與貫徹落實。與此同時，各級黨委宣傳部門還根據特定的歷史條件與實際需要，在宣傳機構設置、人員與業務管理、圖書與報刊出版、新聞稿件刊發、文藝作品的發表和公演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在抗戰時期，中央西北局規定各分區黨報的稿件均須經地委宣傳部長審閱，重要社論和稿件還須經地委主要負責同志議定。文藝作品（戲劇、文學、美術、歌曲等）的公演或發表，須經同級宣傳部的審查并報備。解放戰爭時期，中央宣傳部門出臺宣傳計劃、工作總結匯報制度，對各級地方宣傳機構和人員加以規范，華東局還制訂了《稿件的處理及審查規則》，以加強對新聞出版的管理。從實踐效果來看，通過頒發一系列對新聞、出版、文藝方面的管理制度與條例，既可以加強各級黨委宣傳部門、新聞媒體與文化單位的制度體系建設，保證黨對農村宣傳工作的領導，又有利于強化責任監督與有效管理，促進政策信息的上傳下達與民意的有效溝通，真正使宣傳工作落到實處。

　　注重宣傳方式方法的探索創新

　　我們黨一貫高度重視大眾傳媒的作用，積極探索宣傳工作方式方法的創新，用以提高農民的思想覺悟和文化水平，教育引導農民參加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從歷史上看，中共早期對農民宣傳的媒介主要是報紙、雜志、畫報、傳單等紙質媒介。在大革命時期，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創辦了《中國農民》《犁頭》等大批農運刊物，但這些刊物基本上掌握在共產黨人手中。毛澤東還親自主編《農民問題叢刊》，對推動農民運動發揮了重要作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共產黨人陳翰笙、薛暮橋等主辦《中國農村》雜志，刊登大量調查報告及論文，批評農村改良主義，指導抗日救亡運動，在當時影響極大。

　　新中國成立后，農村傳媒發展迅猛，報刊數量不斷增長。1950年，農業期刊有55種。1954年，面向農民的報紙達23家。1980年，《中國農民報》創刊，1985年更名為《農民日報》，鄧小平親筆題寫刊名。除此之外，《人民日報》及各種黨報、黨刊等，均開辟有關農村、農業和農民的專欄。隨著信息科技的迅猛發展，廣播、電視與網絡等傳媒在農村歷經了一個從無到有、再到廣泛普及的過程。20世紀50年代在全國開始建立廣播收音網，到20世紀80年代農村基本普及有線廣播。尤其是實施“村村通工程”以來，農村電話網、有線電視網、互聯網等迅速普及，成為宣傳黨和政府聲音的重要工具。

　　我們黨對農村宣傳工作方式方法的探索與創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多樣化。僅在《毛澤東選集》中就提到十幾種，如標語、圖畫、歌謠、壁報、講演、群眾大會、談話、傳單、布告、宣言、報紙、書冊、戲劇、電影、募捐活動等。在農村地區，墻體就是宣傳的重要載體，各種標語、口號、墻報等成為一道特殊景觀，至于廣播電視及網絡信息發展起來之后方式方法就更加多樣了。二是通俗化。由于農民識字不多，文化水平有限，故通常選擇一些身邊的人和事，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再加上一些活潑有趣的故事等，用以增強宣傳效果。三是實踐性。舉辦讀書、座談、演說、游行、文藝表演和觀看影視片活動，參觀烈士陵園、紀念館和博物館，到工礦企業和建設工地勞動參觀，與專家學者進行交流互動，讓先進典型現身說法等，通過富有實踐性、創新性的活動來實現宣傳的目的。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指出：“在長期實踐中，我們黨的宣傳思想工作積累了十分豐富的經驗。這些經驗來之不易、彌足珍貴，是做好今后工作的重要遵循，一定要認真總結、長期堅持，并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當前，我國農村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加強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大力傳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都需要總結歷史經驗，不斷加強農村宣傳思想工作。(作者：畢耕 劉瑞琪 柳楊 單位：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共產黨農村宣傳史研究”成果）

　　《光明日報》（ 2017年02月1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