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金融經濟失衡是由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失衡帶來的，包括兩個層面：全球范圍的“中心—外圍”失衡和區域范圍的“中心—外圍”失衡。
距離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至今已有十年。全球經濟是否已經走出危機的陰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一份報告認為，次貸危機遺留問題尚未根本解決。回顧2016年的國際經濟表現，也可以看出全球經濟和貨幣政策呈現進一步分化和不平衡的特點。在次貸危機爆發十周年之際，重新審視這一輪危機的演變，有著一定的現實意義。
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分化
對于次貸危機，恐怕很多人還記憶猶新。這場由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動蕩引起的金融危機，于2007年8月席卷美國、歐盟和日本等國際主要金融市場，并最終在2008年9月演變為全球性金融危機。此后，主要經濟體采取大規模擴張政策予以應對。
2009年底，人們認為危機逐漸遠去、全球進入“后危機時代”。此時，以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為源頭的歐債危機初露鋒芒，并在經歷發展、蔓延、升級等階段之后，最終演變為歐債危機。2011年8月，標普下調美國長期主權債務評級，又引發了一輪新的美債危機。面對重重困難，發達經濟體一再使用貨幣寬松的工具，引發了國際金融市場的劇烈動蕩。之后，伴隨各國經濟復蘇進程的不平衡，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取向開始分化。
總的來看，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分化具有負面的溢出效應，對全球經濟產生了不利影響。2015年，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速明顯放緩，金融脆弱性上升。新的一年，美聯儲加息及歐日量化寬松等政策分化帶來的負面溢出效應，仍給全球帶來挑戰。
三次危機源于“兩種失衡”
從根源上看，次貸危機、歐債危機、美債危機這三次危機是由“失衡的全球化”所造成的，其具體表現為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的“兩種失衡”。
實體經濟失衡包括各國內部失衡和外部失衡。內部失衡表現為：以美國和PIIGS（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和西班牙五國英文首字母的合成詞）為代表的經濟體長期超前消費、收不抵支；以亞洲新興國家為代表的經濟體內勞動力勤勞工作和積極儲蓄。外部失衡表現為：以美國為代表的經濟體長期貿易逆差、美元流出，以中國為代表的經濟體長期貿易順差、積累美元。
金融經濟失衡是由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失衡帶來的，包括兩個層面：全球范圍的“中心—外圍”失衡和區域范圍的“中心—外圍”失衡。全球范圍的“中心—外圍”失衡是指，美國利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中心地位在全世界以很低成本獲得資源，使實體經濟失衡得以持續和放大。區域范圍的“中心—外圍”失衡的代表是歐元區，“后進拖累先進”的機制使中心國被外圍國牽制。
相關危機還反映了世界的“東西失衡”和某種意義上的“南北失衡”。研究表明，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是出口導向型，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是過度消費型。歐債危機反映了歐元區的“南北失衡”：以PIIGS 為代表的南方國家是超前消費型；以德國為代表的北方國家是勤勞工作型，多來年工資上漲幅度不大，以保持出口的成本優勢。
“兩種失衡”同時帶來了國家、企業、個人、中央銀行等不同部門資產負債表的變化。次貸危機爆發十周年后重新審視可以發現，金融危機更像連鎖店的擴張。首先，第一家分店是在美國開的，主要原因是居民部門的資產負債表全線崩潰。其次，這個連鎖店開到了歐洲，表現為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即意味著國家資產負債表的崩潰。然后，金融危機又影響新興市場，新興經濟體借入大量的儲備型貨幣，不得不同時拿出相應的本幣來支持。一旦美聯儲加息，這些資本就會瘋狂逃離新興市場，就可能引發貨幣危機。在此過程中，不斷膨脹的中央銀行資產負債表最終將面臨一個“審判”。
如何平穩渡過“黑天鵝湖”
如果把次貸危機、歐債危機、美債危機看作一只只單飛的“黑天鵝”，那2016年的世界就呈現了一幅“黑天鵝湖”的景象。要想平穩渡過這個“黑天鵝湖”，需要同舟共濟、同心共力、彼此包容的“新全球化”。
“新全球化”是指更可持續、合理、均衡，以創新、普惠、共享和包容為引領的全球化。它要增強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實體經濟、金融領域的發言權、影響力和規則制訂權，改變“兩種失衡”的狀況；它要求各國同舟共濟，以更加開放包容的態度參與全球分工合作，而不是貿易保護主義帶動的“逆全球化”。
對于中國而言，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我們應對挑戰的重要路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著力落實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等重點任務。第一，化解過剩產能，處置“僵尸企業”，將相應的債務負擔減下來，同時嚴格控制貸款用途，防止債務資金流入非實體經濟領域；第二，增加有效供給，培育新的發展動力；第三，加快推進國企改革，爭取實質性突破；第四，上述各項工作的核心是移杠桿，即資本存量的調整和修復。新常態下，宏觀調控的核心是通過移杠桿修復企業資產負債表、政府資產負債表和金融體系資產負債表。從這個意義上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是中國應對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要選擇，也是中國積極推動“新全球化”的貢獻。
（作者：尹應凱 邵宇 分別為上海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系副教授、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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