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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等收入群體問題越來越成為影響中國發展全局的大問題。中等收入群體發育得如何，不僅是一個事關共享理念能否落地、消費內需拉動能否得到有效提振以及社會安定局面能否得到保障的重大問題，而且更是一個事關中國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擴大中等收入群體，關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必然要求，是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正因為中等收入群體問題如此之重要，所以我們黨已經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視為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任務。

　　中等收入群體成員主要包括：白領人員；教師；科技人員；管理人員；小微企業主；個體經營戶；技術工人；一部分熟練工；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戶或其他類型的專業戶，等等。應當承認，中國目前中等收入群體成員在全部在業人員當中的比例相對較小。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目標就是要讓前述人員的人數增多，使中等收入群體成員在全社會當中的比例大幅度提高，建立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結構；讓社會成員發展的路徑得到保障，讓其發展的前景可以預期。

　　在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效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關鍵環節有四個，即制度、增量、分配和安全。具體如下：

　　要使共享的理念具體化為相應的制度安排。社會經濟的發展應當是以人為本的發展，這一看法已被中國社會各階層所廣泛認同。這里所說的“人”，是指絕大多數社會成員，而不是指少數人。既然以人為本，就要滿足全體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就要讓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從而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發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共同富裕，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習近平總書記也指出：“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根本宗旨的重要體現。”“改革發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終的判斷標準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發展成果。”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在這五大發展理念當中，共享理念顯然是出發點和落腳點。

　　重要的是，共享理念不能只是停留在理念層面，而是應當落實為具體化的制度及政策安排。而以共享理念為依據的制度及政策安排，必然會催生一種以中等收入群體為主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結構。原因很簡單。基于共享理念進行的制度安排，能夠從總體上反映社會成員的實際能力與收入狀況之間的合理對應。在一個社會當中，能力較強的社會成員和能力較弱的社會成員均占少數，而能力居中的社會成員占多數。所以，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以及相應的社會總財富的增加，在基于共享理念的具體制度及政策安排的條件下，大多數社會成員理應會成為中等收入群體成員。

　　要大力拓展民眾收入及財富的增量渠道。只有不斷拓展民眾的收入及財富的增量渠道，方能持續有效地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換言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關鍵，在于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要“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等要素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也唯有如此，方能將共享同共建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從而在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同時，有效激發社會活力，使中國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使共享行為與平均主義行為劃清界限，防止中國成為早熟性的高福利國家。

　　拓展民眾收入及財富增量的重要路徑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小微企業主以及個體經營戶是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看到，對于自主創業的民眾來說，一旦其創業的門檻得以降低，其創業的限制得以消除，那么，創業熱情和創業智慧將會被充分激發出來，相應的，大量的社會財富也會被創造出來。進一步看，通過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大批新的小微企業主以及個體經營戶便能夠形成。如是，不但能夠創造出大量的就業機會，而且能夠使大量社會成員躋身于中等收入群體。20世紀30年代的美國“新政”時期的一個重要成功經驗，就是大力鼓勵小型企業的發展，以此作為走出經濟困境、增加就業機會的重要路徑。此種做法，值得借鑒。

　　增加民眾的財產性收入，也是有效拓展民眾收入及財富增量渠道的重要路徑。民眾收入的來源不能僅僅限于工資收入這樣的單一渠道，而是應當趨于多元化的渠道。其中，財產性收入便是一項主要內容。財產性收入包括股市收入、租賃房屋收入、各種理財收入、技術轉讓收入，等等。在這方面，中國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中央提出，要“健全資本、知識、技術、管理等由要素市場決定的報酬機制。擴展投資和租賃服務等途徑，優化上市公司投資者回報機制，保護投資者尤其是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

　　要公正分配國民收入及財富。對不斷增長的國民收入及財富，必須進行公正分配。如若分配不公，不僅會造成中等收入群體緩慢發展的情形，而且會催生大量的社會矛盾沖突，進而會影響到中國發展的全局。中國現在總財富的體量十分龐大，2015年國內生產總值已達676708億元。所以，對于如此龐大的國民收入如果分配不公，將會產生較之以往來說更為嚴重的負面影響。

　　具體到中國的國民收入及財富的分配來說，必須做好兩個方面的事情。一方面，必須解決好政府收入與居民收入兩者間的比例問題。政府收入與居民收入兩者之間高度相關，此消彼長。中國現在的問題是政府收入增幅相對過大，而居民收入增幅卻是相對過小。1979—2013年，中國公共財政收入年均增長19%，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只有7.4%和7.6%。由此帶來的，是勞動者及小微企業稅負較重，進而不利于中等收入群體的順利發展。鑒于此，基于藏富于民的原則進行減稅，為勞動者及小微企業減負，便成為當前有效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當務之急。

　　另一方面，必須解決好社會各個群體之間的公正分配問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在我國現有發展水平上，社會上還存在大量有違公平正義的現象”。中國現在的基尼系數較高，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較大，致使貧困群體、低收入群體以及中低收入群體成員所占比例過高，中等收入群體發育緩慢。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必須做好兩個環節的事情，一是必須遵循按照貢獻的大小進行合理分配的原則解決好初次分配問題，二是必須遵循社會調劑的原則解決好再分配問題。

　　要保障民眾的財富安全。為確保中等收入群體持續、穩定的擴大，不宜忽視的一個必要條件是，民眾的財富安全必須得到有效的保證。否則，中等收入群體難免會呈現出一種不確定性的發展前景。這一點，對于曾經有過深厚計劃經濟體制背景的中國來說，顯得尤為重要。

　　就民眾財富安全的保障而言，至少要特別注重這樣幾件事情：

　　要保護民眾的財產權。在現代社會和市場經濟當中，對于任何一個社會成員來說，個人的財產是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安身立命的根基。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必須加強產權保護”，要“增強人民群眾財產安全感”。2004年，“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的條款被正式寫入我國憲法，由此，保護私有財產在我國具有憲法地位。對中等收入群體的發展和擴大來說，個人財產的具體狀況更是至關重要的事情，財產權的安全保障具有基石性的意義。財產權在憲法層面的保護，有助于防止其他群體以各種各樣名義對中等收入人群的財富可能進行的剝奪。顯然，只有在財產安全得到保障的條件下，中等收入群體的財富方能進行可預見的積累，其發展前景方具有可預期性。

　　要構筑社會保障體系。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有利于減少創業者的后顧之憂，有利于抵御中產者職業生涯的風險。對于中等收入群體成員來說，必然會面臨諸多的經濟風險和個人職業生涯風險。其中有些人會遭遇創業失利以及失業等不利情形。而通過社會保障體系的幫助，這些人可以避免生活水準大幅度降低、元氣大幅度受損情形的出現，有利于日后的重新創業或重新就業。

　　要規避嚴重的通貨膨脹。在現代化進程中，溫和的通貨膨脹是一種較為常見的現象，尚不至于對民眾的正常生活形成明顯的負面影響。但是，一旦出現嚴重的通貨膨脹現象，則會使整個社會的財富大幅度縮水，進而會大幅度減少中等收入群體成員的數量。尤其是惡性的通貨膨脹，更是會造成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大幅度縮小的情形，在一個特定的時期，甚至會對中等收入群體形成毀滅性打擊，使中等收入群體的發展進程倒退若干年；而且，即便是遭受重創的中等收入群體的日后恢復，也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可見，對于嚴重的通貨膨脹對中等收入群體的嚴重影響，我們不能掉以輕心。一個國家，要想培育龐大的中等收入群體，就必須想方設法防范嚴重的通貨膨脹現象的出現。

　　（作者：吳忠民 中共中央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