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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經濟全面發展到人的全面發展

　　——對深化改革與轉型發展關系的幾點認識

　　經過30年高速經濟發展，我國人均GDP從1978年的225美元上升到2015年的近8000美元。隨著生產要素邊際成本不斷提高，末端治理型工業化路徑依賴引起的產能過剩與資源環境矛盾日益突出，繼續現有的發展模式，已經收效甚微。我國需要轉向與開拓一個新的重大發展戰略：走由“經濟全面發展”向“人的全面發展”轉型的經濟社會發展之路。通過“人的全面發展”來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積極、主動轉型，全面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打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更廣闊空間與更長周期的可持續發展。

　　當前，我國深化改革的戰略取向是沿著改革開放的既有路徑全面深化經濟、社會、教育、生態管理等機制體制改革，“深改”的戰略目標是改變或修正既有的經濟增長方式，實現轉型發展而不是接續之前的發展路徑依賴。所以，我國深化改革的路徑是對改革開放既定方針政策的堅持與延續，深化改革的實質則是由“經濟全面發展”走向“人的全面發展”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全面發展”。在深化改革與轉型發展之間，改革思路上是延續與深化的，改革發展的戰略目標上是具有轉折性與質變性的。這兩者之間的差異，務必認識清楚。并且，只有走向人的全面發展，提升人的積極、創新動能，才能夠更好地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面轉型升級，真正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一、從經濟建設為中心到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確定的基本發展戰略，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第一次重要的發展轉型（相對于計劃經濟時期而言）。經濟建設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建設與實現共同富裕的基礎手段，也是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必不可少的生產力條件。在理論上，經濟建設與人的全面發展（或者叫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是手段與目的的關系，兩者是辯證統一的。但在實際發展過程中，由于受有限理性支配的人的選擇行為往往會偏離科學發展軌跡，形成手段對目標的替代或背離。在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一些地方演變為GDP狂躁癥，經濟全面發展這個基礎手段與人的全面發展這個核心目標在一些地方被混淆甚至是顛倒了。人文、經濟、社會、生態整體協調發展的秩序被嚴重打破，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人的全面發展和最大多數人的幸福感被忽略，綜合發展成效與人民的獲得感大打折扣。因此，如何糾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過程中出現的一些不科學的發展模式，通過“人的全面發展”這一發展戰略目標提升來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面轉型升級，已經成為我國新時期引領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家重大戰略轉折，并由此打開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更廣闊空間與更長周期的可持續創新發展。

　　從目的與手段的關系看，經濟全面發展不應該對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和人自身的全面發展目標產生損害與背離。但是，由于許多手段本身就是階段性目標，或者叫中間目的。通過經濟全面發展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本身就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重要的階段性目標。正是由于這種原因，一些地方受經濟增長迫切需求的推動，把經濟發展與GDP增長本身當作了地方發展的最高目標，把經濟全面發展始終應當是人的全面發展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的一方面手段這一關系給忽視了，造成了人的單面發展或片面發展——一切向錢看，而置生態、經濟、社會整體協調發展于不顧的實際情況。另一方面，從發展階段看，經濟全面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也構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兩個相互銜接又相互區別的發展時期。在經濟發展到達一定階段并集結成各種新的發展矛盾后，人的全面發展的要求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要求進一步凸顯出來，并成為繼經濟全面發展之后的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也成為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新動能。因為人本身的全面發展又必然會成為經濟更好創新發展的手段，這是手段與目的之間內生的辯證關系。

　　當前，隨著改革開放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戰略的不斷深入，一方面由經濟持續高增長帶來的資源環境承載力進一步趨于臨界約束狀態，另一方面收入增長給人們帶來的幸福感則因高房價、城市擁堵、環境損害、工作壓力增大等不利因素交疊而下降，出現了“收入有增長，幸福無提高”的幸福悖論現象，人民的獲得感不夠高。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許多地方走樣為末端治理型工業化增長方式和比較極端的GDP崇拜后，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價值觀、義利觀、是非觀的很大扭曲。多種發展現象分析表明，我國的“深革”不可能繼續原有的GDP強偏好的、具有局限性與片面性的發展路徑，而必須走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的科學、協調、整體、共享發展的新的發展模式，全面實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通過把經濟社會發展統一到人的全面發展這個中心目標上來，積極發揮人的積極性與創新動能，統籌與協調各方利益與發展矛盾，實現由經濟全面發展到人的全面發展和以人民為中心的“轉型發展”新路。圍繞人的全面發展這個新目標來實現與引領經濟社會發展全面轉型升級，這也是我國新常態發展的一個核心性的重要內涵。

　　顯然，我國在經濟新常態下的轉型發展和傳統發展模式有顯著的乃至是質的不同。轉型發展實際上是通過全面深化與完善體制機制改革使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走上一個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的新常態發展時期。人的全面發展突出表現在以人民福祉為中心的全面發展，同時是在經濟全面發展基礎上隨著人均收入提高、三個“大量投入”（勞動力、資金、資源）已經不可持續、經濟社會發展矛盾轉化等提出來的一個新的重大發展戰略與核心命題，也是迎接新的發展戰略機遇的一個根本性抓手。人的全面發展成為新常態發展的核心內容與維系整個經濟社會體制機制深化改革的核心目標。由于人的發展的全面性，決定了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將會關注更加廣泛而系統性的發展目標，并把這些目標與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福祉增長和人與自然、人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系統、有機地結合起來。通過關注人的全面發展而形成的系統性的積極行為心理、正確的價值理念、全面的社會正能量與知識創新動能形成的人力資源質量提升，既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繼經濟全面發展之后的一個新的發展時期，也成為未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轉型升級的關鍵。

    二、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需要掌握的幾重關系

　　事實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模式轉型在本世紀初以人為本、五個統籌發展、和諧社會建設等理念指導下已經悄然啟動。只是由于我們一些地方與部門習慣于末端治理型的工業化增長模式路徑依賴，加上復雜的國際經濟形勢變化和需要一個時間來構建這種轉型發展的頂層設計思路以及體制機制轉變，因而使得我們在由經濟建設為中心轉向人、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乃至以人的全面發展需要為中心的轉型過程中，出現了行動遲滯與矛盾積重的情況。由經濟全面發展向人的全面發展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轉型，在改革發展的方向上和前30年改革開放是“一致”的，都是為了讓人民生活更幸福，國家更強大；在經濟社會發展路徑模式上是突變或“質變”的，即由過分倚重與攀比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發展模式轉向人、經濟、社會、生態整體協調發展；在轉型發展采取的政策、措施、產業結構轉換等換擋銜接上應是“漸進”的（這種漸進應包括對本世紀初以來關于以人為本發展觀提出后的一系列理論認知與體制機制上的漸進式轉變）。而人的全面發展既是實現人、經濟、社會、生態和諧發展的核心目標，也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轉型升級、實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的最根本手段。我們務必認識并掌握好這些關系。

　　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的發展轉型是一次系統性的經濟社會發展轉型與體制機制深化改革變遷，包括發展價值理念轉型，政府工作重心與服務職能轉型，產業結構轉型，分配模式轉型，教育體制與人才培養模式轉型，資源配置導向轉型，生態保護與土地規劃導向轉型等等。所有這些發展轉型都要圍繞人的全面發展和以人民福祉為中心而展開。因為，只有人的全面發展才是解決目前我國面臨的政治、經濟、社會、科技、生態等經濟社會發展系統性矛盾進而實現發展轉型的最有效手段。以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的深化改革在體制機制設計上分為“人是目的”（把人自身的幸福和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當作經濟社會發展的最高目標）與“人是手段”（把確立正確的價值觀、調動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當作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的根本性手段）兩大方面，兩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教育體制、資源管理制度、創新創業政策、社會保障體系、新型城鎮化發展、生態環境保護等等，所有的體制機制設計均應以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出發點，通過充分調動與保護人的積極性與創新精神，實現經濟社會發展全面轉型升級和為人民謀幸福的社會主義道路總目標。

　　誠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是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的必然的基礎發展階段，人的全面發展是經濟全面發展達到一定基礎與發展環境下的新的發展目標與發展要求，兩者具有發展階段的延續性，又具有發展目標的轉折性與質變性，并進一步凸顯出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要求。我國在計劃經濟時期建立的公有制經濟基礎和經歷了改革開放30多年的快速經濟增長后，無論在經濟基礎還是在上層建筑方面都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只有抓住人的全面發展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這個戰略中心，才能夠把包括經濟全面發展在內的各個方面的新常態發展真正提高到一個新的轉型發展階段，并把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協調起來。當然，由于發展戰略階段銜接與國內外復雜的政治經濟背景原因，現階段我國實施人的全面發展戰略的其中一個重點內容還是在經濟發展戰略轉型上，但這并不妨礙我們把人和人民福祉置于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的核心目標地位。并且，只有實現以人的全面發展為中心的新型經濟社會發展模式，才能夠使得人－經濟－社會—生態之間實現全面的良性發展、科學發展和可持續發展。

　　需要指出的是，人的全面發展同樣是一個具有層次與結構、優先與序后的系統發展過程。當前我們會較多地把人的全面發展與構筑優良的經濟發展基礎與經濟社會生態整體協調發展結合起來，通過充分調動人的積極創新精神、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轉型。顯然，在這種轉型發展的初期仍然會具有很多不完備性，并且會受到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的復雜影響。在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戰略發展轉型后（由于有限理性與有限信息仍然會影響人的全面發展的科學進程），再經過幾十年的持續轉型發展，中國將會進入“人的科學發展”時期，以繼續修正一些不合理的人類偏好決策與發展因素，并最終進入“人的自由發展”時期。

　　人的全面發展并基于中國自己的文化、制度與國情特色，定然是現實與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的必由、必經、必勝之路。把人從物的禁錮（貨幣拜物教、GDP拜物教）中解放出來，通過對收入分配、生態保護、創新鼓勵、產業結構轉換、政府善治等一系列體制機制的深化改革，以重塑人們的發展心理與發展價值觀，充分調動人的積極創新精神。只有把人的全面發展和人民福祉置于經濟社會全面發展的首位，才能取得天人、物我、群己之間更加自由、穩定、和諧、共享的可持續創新發展，才是我國這場由深化改革推動的經濟社會發展轉型的真正戰略目標與發展歸宿。

   (作者：浙江財經大學人本經濟研究所所長　陳惠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