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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歷史唯物主義與空間關系不大：當人們討論空間問題時，社會歷史是在其視野之外的；而在人們思考歷史問題時，又很少考慮空間。筆者認為，我們應從空間觀與歷史觀相統一的角度，把空間問題提升為“空間化”問題。

　　實際上，歷史唯物主義所理解的“空間”并不是靜止的幾何學與地理學概念，亦非主觀的心理形式、文化符號結構，而是社會秩序實踐性建構過程，即它是一種動態的歷史關系，故“空間化”一詞更能體現歷史唯物主義對空間的獨特深刻理解。歷史唯物主義的“空間化”問題包括“兩個提升”：一是把空間問題提升為“空間化”問題；二是把“空間化”問題從一個哲學范疇問題，提升為歷史唯物主義的當代特征與核心課題。

　　由此出發，歷史唯物主義的“空間化”問題實際上包括三個基本問題：其一，歷史唯物主義為何要面對“空間化”問題。一方面，當代社會現實新變化要求我們關注空間問題，但傳統唯物史觀不足以直接回答這個時代問題，而“空間化”研究是弘揚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價值的重要突破口。另一方面，只有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提出符合當代現實的“空間化”理論，才能澄清目前國內外相關研究中的困惑，辨明當代社會“空間化”研究的科學方向。其二，歷史唯物主義如何面對“空間化”問題。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中潛藏著“空間化”問題視角；從第二國際部分理論家經過蘇俄馬克思主義到西方馬克思主義，走過了一個從重視歷史階段到重視空間發展問題的轉變過程；當今一些理論自覺把當代世界“空間化”問題提到了一個很突出的地位。其三，何為歷史唯物主義所說的和研究的“空間化”問題。從經典邏輯中拓寬與翻新的基本理論問題，即以社會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歷史辯證法為基礎的當代理論建構問題；面向當代人類社會“空間化”的重大現實問題，特別是關于城市化、經濟全球化等重要問題。

　　歷史唯物主義“空間化”研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一些經典思想家的思想被中國學界介紹、理解、消化、應用的建設性成果，開辟了歷史唯物主義當代研究的新領域、新范式。這也是中國社會巨大變遷在理論上一種自覺和不自覺的反映。就理論淵源而言，20世紀末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先后引入了不少當代西方社會理論前沿人物及其思想，其中，大衛·哈維、曼紐爾·卡斯特和昂利·列斐伏爾是公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空間理論“三劍客”。此外，一些更廣義的西方現代性與后現代理論的經典大師也被同期介紹到中國，比如福柯、德里達、弗利德里克·詹姆遜、安東尼·吉登斯等；還有一些激進的西方建筑學派領軍人物，如意大利建筑學領域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塔夫里等。另外，更早些時候，一批原來被稱為依附論與世界體系理論、后來變成反全球化理論的一些學科、學派和領軍人物，比如弗蘭克、多斯桑托斯、伊曼紐爾·沃勒斯坦、阿明也被介紹到中國。最后，還有經由葛蘭西與福柯影響的、更為晚近的后殖民主義批判理論代表人物薩義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乃至查特吉、杜贊奇等人，他們的思想也得到漢語學界的關注。這些人也都自覺不自覺地從空間角度來理解世界，特別是東方世界的差異化發展問題。可以說，“空間化轉向”是一種普遍的時代感覺和共識，或者說是時代精神的共鳴。

　　歷史唯物主義“空間化”研究的第一個現實問題是城市化。它是資本主義和當代世界“空間化”發展最直接、最具體的地理景觀。資本主義發展的經典公式就是通過不斷的積累擴大再生產，資本為追求剩余價值而生產，生產的目的不是為了生活需要，而是為更大一輪的投資做準備，剩余價值變成一種新的投資。這樣，隨著時間的推移，一方面積累越來越多，另一方面工人階級和第三世界人民消費能力越來越下降，這就導致了過度積累，相當一部分剩余資本無法實現轉移，變成了一種滯留的貨幣，這對資本家而言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因為資本只有在運動和流通中才能生存與增值。在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就必須用剩余資本進行投資。資本緩解過度積累主要采取兩種方式：對未來投資和對外圍空間投資。對未來投資包括金融投資、教育投資等。對外圍空間投資，就是對人居住的環境或者人工環境的投資。作為人造環境的投資與生產，資本主義城市化發展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基于人類生活需要，而是基于資本轉移或者緩解過度積累而采取的一種投資形式，是資本擴大再生產或者說延長流通時間的一種投資形式。換言之，城市是政府和大型企業把手中積累起來的剩余價值、利潤、財政收入進行消費、投資的一種方式。

　　歷史唯物主義“空間化”研究的第二個現實問題是經濟全球化。從“空間化”角度看，經濟全球化是以現今發達的通信技術、交通技術和能源、金融等為支撐的世界經濟領域聯系越來越緊密的過程。例如，網絡通信技術可以從根本上解決信息傳播的傳輸問題，這可以讓世界同步為一個整體而存在。此外，空調、冷凍技術的發展可以使一些企業的生產不受地方氣候和能源的限制，可以采取同步轉包、子公司流水作業，讓某個企業遍布世界。盡管經濟全球化是由技術、能源和金融等推動的，但技術的支撐和能源、金融的發展，都只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原因之一，其更深層的原因在于資本的逐利性——資本需要去尋找廉價勞動力進而追求剩余價值最大化。所以說，一方面，技術的進步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資本的逐利性為經濟全球化提供了動力。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空間化”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

　　從“空間化”視角闡揚歷史唯物主義的思路，有利于深化與拓展當前的中國道路問題研究。我們認為，由此視角來看，人類文明發展歷史是一個空間不斷提升與轉換的過程，中國也不例外。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中國革命、建設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既是空間重構創新過程，也是突破西方自由主義空間控制的過程；中國的發展道路不僅為中國新發展空間構建創設了新的歷史機遇，而且為人類命運共同體打造了新的可能的文明發展空間。由此邏輯來看，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適應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應對人類多重共同挑戰的客觀需要。

　　黨的十九大報告將“堅持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表現出中國共產黨為人類文明開拓發展空間的強烈歷史擔當和高度使命自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用最通俗易懂的語言向全世界宣告了構建人類文明空間新秩序的中國方案，也體現了世界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共同訴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將最大限度地實現后霸權主義時代全人類最大的共同利益，推動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這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空間化”視野下通過批判“舊世界”所發現的“新世界”。而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所強調的“要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推動國際社會共擔時代責任，合作應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挑戰，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讓不同國家、不同階層、不同人群共享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表明中國愿與國際社會一道，為促進各國共同發展發揮更大作用，必將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國際影響。

　　（作者：劉懷玉，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歷史唯物主義的空間化問題研究”負責人、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