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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的十九大確定了中國在未來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發展藍圖，必將在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歷史上、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歷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頁。黨中央要求把黨的群眾路線貫徹到領導干部治國理政的全部活動中去，對領導干部提出增強群眾工作本領的新要求，領導干部應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掌握其要義，將提高調查研究的能力作為貫徹落實十九大精神的具體體現。

　　調查研究是中國共產黨戰勝困難、工作制勝的“看家本領”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調查研究是謀事之基、成事之道”。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解決突出矛盾和問題，是我們黨一以貫之的優良傳統，是我們黨戰勝困難、工作制勝的“看家本領”。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斗爭中，我們黨遇到許多困難和挫折。依靠群眾的力量，吸收群眾的智慧，有了群眾的支持，任何困難也難不倒共產黨人。調查研究也是群眾路線和群眾觀點在中國共產黨實際工作中的運用。中央蘇區創建時期，在毛澤東同志的帶領下，干部們養成了深入群眾調查研究的好風尚。1931年，毛澤東同志寫有著名的《長岡調查》，是到興國長岡鄉調查農村問題的結晶，堪稱調查研究報告的典范。這種工作方法，也是延安時期局部執政的歷史經驗。1941年8月，毛澤東同志起草了《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要求全黨“力戒空疏，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作風，采取具體辦法，加重對于歷史、對于環境、對于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研究”。黨中央通過了《關于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設置了毛澤東為主任、任弼時為副主任的中央調查研究局。響應黨中央關于調查研究的號召，延安邊區先后成立了各種類型的調查團，張聞天帶隊到陜北和晉西北的農村搞農村調查，歷時一年多。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的經濟建設和各項事業全面發展，取得了顯著成就，但是，也有一段時期，主觀主義盛行，背離實事求是的要求，刮起了“共產風”“浮夸風”，出現嚴重的經濟困難的局面。在總結這段時期的教訓時，毛澤東同志認為，這段時期工作中發生這些失誤，根本原因是放松了革命戰爭年代很有成效的調查研究的作風。在毛澤東同志倡導下，將1961年定為“調查研究年”，中央主要領導同志親自奔赴全國各地調查研究，助力克服經濟困難，國民經濟很快走上穩步發展的軌道。

　　調查研究，就是收集信息、處理信息、判斷信息、應用信息的過程，就是廣泛從人民群眾中收集實際的而不是虛假的，全面的而不是片面的，系統的而不是零碎的材料，加以分析、整理，找到事物內在的本質特點，認識事物的規律，實現主觀與客觀相統一。調查研究，是馬克思主義關于主觀必須符合客觀的認識論要求，也是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的唯物歷史觀的要求。毛澤東同志曾經科學地分析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基本內涵，就是“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分析，化為集中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做宣傳解釋”，付諸群眾的實踐，“并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后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循環，一次比一次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過程，也就是人的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過程。這種工作方法，創造性地把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與黨的群眾路線統一起來了，符合現代民主決策的理念，發揚了人民民主，集中了群眾智慧，實現了領導與群眾的有效溝通，提高了群眾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自覺性主動性。

　　當前，提高調查研究的能力，需要克服一些錯誤觀念。比如，個別領導干部強調“沒有時間調查研究”。還有人認為，“秀才不出門，便知天下事”，以為信息時代了，辦公自動化程度大大提高，坐在辦公室里就能了解大量的信息，沒有必要到群眾中調查研究。有的基層領導干部以熟悉當地情況、經驗多自居，以為不調查研究也能照樣干好工作。還有個別領導干部口頭上高度重視，行動上輕視，把調查研究視為可有可無、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他們往往陷于繁文縟節、文山會海之中，忙于推杯換盞，周旋應酬，或到國外觀光訪問，以致于沒有時間到基層群眾中調查研究。即便下去調研了，也是敷衍了事，應付差事，“調研調研，到處轉轉”。他們沒有腳踏實地的工作作風，對人民群眾疾苦缺乏了解。我們認為，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建設發展，中國越來越接近民族復興的目標，越來越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心。但是，我國依然面臨著不少困難和嚴峻的挑戰，一些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態、意識形態等方面依然存在薄弱環節，還需要發揚調查研究的優良傳統。

　　提高調查研究的能力，有利于科學制定好規劃、貫徹落實好政策

　　領導的科學決策，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需要依靠對實際情況的了解，需要調查研究，需要與群眾商量，而不是單純地從會議室里研究出來。領導在會議室里開會研究問題，是必要的，但領導開會應該是加工、整理、論證、研究從群眾中調查收集來的材料。就本質而言，領導的科學決策，來源于周密深入的調查研究，來源于對客觀形勢、相關信息和實際情況、事物規律的充分了解和把握。信息豐富可靠，判斷精確細密，決策就會科學；信息不靈不暢，判斷有誤，決策就會失誤。決策失誤，大都與決策者對信息的了解掌握不夠充分和分析判斷失誤有關。要想避免決策失誤，就離不開調查研究。有的領導憑長官意志上了一些顯擺政績的項目，上馬后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以致于造成了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費。究其根源，失誤就在于沒有深入實際地調查研究，犯了主觀主義瞎指揮的錯誤。只有情況明，才能決心大。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調查研究的過程就是科學決策的過程，千萬省略不得、馬虎不得”。 “在調查研究工作中，一定要保持求真務實的作風，努力在求深、求實、求細、求準、求效上下功夫”。對于領導干部決策而言，調查研究這一優良的工作方法不能丟。

　　領導班子在決策過程中，往往會出現意見分歧，難以下決心的局面。人的認識有先后，要杜絕“官大掌握真理多”的思維。領導班子成員的閱歷、知識背景、家庭出身不同，對同一個問題的看法往往不同。領導班子與社會各界的眼界和思維方式未必相同，對同一個問題的認識未必一致。解決認識不一致的問題，一個重要而有效的方法，就是去調查研究，用實際調查的事實說話，有助于澄清模糊認識，統一思想。

　　個別領導干部覺得，中央的大政方針已經決定了，我們在基層工作的干部“照葫蘆畫瓢”就可以了，用不著基層干部在貫徹中央指示時，“節外生枝”地再搞調查研究了。這種觀點是不對的。執行上級決定，一個關鍵問題是執行者要拿出如何落實貫徹的具體措施。即使上級指示是正確的，如果執行者不能夠制定出具體的落實措施，也是難以實現的。要制定出落實執行上級指示的正確具體的措施，就要做調查研究工作。有一種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作風，那就是不去研究上級指示的精神實質，不去調查研究上級指示與當地實際情況是否相符，不去將上級指示與本地的實際情況結合起來，而簡單機械地照抄上級指示的詞句。正確的態度和做法是要吃透上級指示的精神實質，調查研究本地實際情況與上級指示的符合程度，通過調查，找出上級指示與本地實際情況的結合點，創造性地執行上級的決定。只有把上級指示的精神實質與當地實際情況相結合，因地、因時制宜，上級指示才能真正在基層發揮效力。如果說上級指示是陽光，地方實際情況就是土壤，上級指示的陽光照耀在地方實際情況的土壤上，黨的事業才能枝繁葉茂。

　　十九大以來，黨中央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制定了一系列治國理政的新方略。要想讓改革發展穩定的各項任務落實下去，讓惠及百姓的各項方針政策貫徹下去，推動黨中央大政方針和決策部署在基層落地生根，有必要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推動全黨崇尚實干、力戒空談，有必要推動各級干部行動起來、深入下去，使調查研究在全黨蔚然成風。

　　除此之外，典型經驗來自群眾的實踐，是群眾智慧的結晶。總結經驗，就是要做系統的調查研究，了解典型經驗的產生、發展、成熟的過程，了解典型經驗的內涵和特點，找出有規律性的東西，由此掌握典型經驗的適用范圍以及典型經驗的優缺點。總結和推廣典型經驗，需要普遍經驗和個別指導相結合。一般地來說，典型經驗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事物發展規律和前進方向，對全局工作有著普遍的指導意義，而要推廣好典型經驗，必須通過調查研究，搞清楚典型經驗的適用范圍。經驗只能借鑒，而不可照抄。不去調查研究，搞不清楚典型經驗的適用范圍，如此推廣典型經驗，就有使典型經驗歸于落空的危險。

　　提高調查研究的能力，有利于解決熱點難點、苗頭傾向性問題

　　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過程并不是輕而易舉的。我國四大名著之一《水滸傳》里有“梁山好漢三打祝家莊”的故事，前兩次沒有做好調查研究，吃了敗仗。宋江總結教訓，派人深入到祝家莊做調查研究，獲得了第一手真實情況，才打了勝仗，攻下了祝家莊。與此同理，黨政干部在工作的過程中，認識問題，糾正失誤，打開工作新局面，不算一件容易的事。在工作中遇到一些困難，出現一些難以避免的失誤，工作局面一時打不開，當屬正常現象。出現這種情況時，應抓緊調查研究，求教于基層群眾，做人民群眾的“小學生”，查找造成工作困難的主客觀原因，在富有歷史創造力的人民群眾中尋找解決工作難題的答案。

　　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重視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他在福建寧德工作時就創造了“四下基層”工作法，深入一線、掌握第一手詳細資料是習近平總書記的工作作風。一直到今天，習近平總書記始終保持著高頻次的調查研究，他善于從調研中發現問題、總結國情、尋求規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決策權。研究、思考、確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思路和重大舉措，刻舟求劍不行，閉門造車不行，異想天開更不行，必須進行全面深入的調查研究。”

　　另外，社會熱點問題往往是社會大眾高度關注、事關大局的問題，關系到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和社會的穩定。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當前我國面臨較多的熱點難點問題，很多問題的解決有一定難度，正確處理這些問題，考驗著領導干部的執政能力和水平。破解各種工作難題的“金鑰匙”，就是調查研究。要處理好這類問題，必須深入到群眾工作的第一線，深入群眾做全面的調查研究，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找準問題的癥結。

　　“風起于青萍之末”，苗頭性、傾向性問題往往反映了事物發展趨勢。在國家發展的過程中，能否及早覺察苗頭性、傾向性問題的趨勢，是區別一個領導者領導水平高低的標志。一個優秀的領導干部總是能做到見微知著，在事物的發展出現苗頭性、傾向性問題時，提前做好預判，提出工作預案。領導干部要想做到早見事、快行動，富有遠見卓識，就應當調查研究，掌握情況，把握趨勢，摸索規律，不失時機地作出正確判斷，牢牢把握領導工作的主動權。

　　當然，到人民群眾中間去調查研究，與重視受過科學規范專業訓練的學者專家的意見并不矛盾。綜觀古今中外有作為的領導，都喜歡借助智囊的智慧。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智囊模式也逐步多樣化，對領導決策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其實，智囊本身也是廣義上的人民群眾的一部分。即便是從人民群眾中相對獨立出去的智囊人員，也必須深入調查研究，做到主觀與客觀相符合，才能發揮好智囊的作用。

　　（作者 王傳利 為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導）

　　【注：本文系清華大學自主科研計劃課題“系統性預防與懲治腐敗方略研究”（項目編號：2016THZWYY05）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2016年版)》，北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