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光明媚,萬物復蘇。走在鄭州的廣場和公園,你會發現陪主人遛彎的愛犬,多數已被狗鏈牽住,脖上還掛著一個“身份證”。全市像這樣接受檢疫的犬只已達33133只。這背后是3個多月時間、覆蓋113萬戶的“地毯式”排查。
除了規范養犬問題基本解決,一系列民生“疑難雜癥”也在鄭州取得重大突破:
830個老舊小區、無主管樓院改造全部完成;“黑作坊”難覓蹤跡,偌大鄭州去年沒有出現一起食品安全事故;去年共上報違章建筑340萬平方米,是兩年前的近20倍,拆除過程沒有發生大的信訪事件……
這些成績的背后,是4萬多“網格員”、無數網格協管群眾的辛勞。
上面千條線,下面一張網,1.9萬個小網格組成的大網,鋪在鄭州城鄉每一寸土地。鄭州的網格化,不是城市管理、社會治安等工作“單兵突進”,也不是方方面面工作的“遍地開花”,而是將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這三項基礎性、根本性、底線性的政府職責,融入網格,落到人頭,切實打破條塊分割,構建“下級”聯動“上級”新機制,破解“看得見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見”難題。
打破管理條塊分割
試解“看得見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見”難題
鄭州的第一個網格,始“畫”于金水區經八路街道辦事處。這是河南省委常委、鄭州市委書記吳天君解剖的一只“麻雀”。2012年初,他每周末都騎自行車到大街小巷去轉悠、聽民意。
市委書記督陣,僅僅一個月時間,經八路辦事處普查出非法生產9家、非法經營843家、非法建設1114處。該辦事處地處省會核心地區,各項管理還相對規范,其他地區呢?
曾有一段時間,鄭州“黑職介”“黑網吧”“黑診所”此伏彼起,“毒沙琪瑪”“毒竹筍”“黑作坊”不斷曝光。非法建設更是屢禁不止,2011年新發現1068起,立案查處280起,2012年一季度立案61起,轉辦集體土地非法建設4281起。
“沒有一座非法建筑是一天蓋起的,沒有一家非法經營生產企業是一天建起的。”鄭州市領導深入調研后反思:出現這么多問題,不能一味批評辦事處和社區,也不能一味埋怨上級執法部門,這是運行機制出了問題。
社區有發現問題的條件,卻沒有處置的權力。居民向社區反映問題,只能由街道辦逐級找有關部門協調才能解決。經八路街道辦事處黨工委書記葉齊科坦言,他們除了城管上有一個下派的執法中隊有執法權外,其它執法權都在區里和市里,可謂“看得見的管不了”。
上級執法部門力量不足,不能全覆蓋。以金水分局柳林工商為例,轄區內監管人員只有10名,經營主體卻有2萬多,全部巡查一遍就需要三四個月。鄭州市工商局局長岳希忠說,“1∶2000”的后果就是,很多違法經營行為難以在第一時間發現,發現了也難以在第一時間查處,可謂“管得了的看不見”。
打破政府管理條塊分割,實現鄭州每一寸土地都有人管,有人負責。2012年4月起,鄭州開始建立依靠群眾推進工作落實的長效機制。以鄉(鎮)辦為一級網格,以社區(村)為二級網格,以街區(村組)為三級網格。同時將社區管理、社區服務、社區自治納入網格,建立以人、地、物、情、事、組織為核心的基礎信息數據庫,把每一個網格作為社會管理服務的基本單元,形成“橫到邊、縱到底、全覆蓋、無縫隙”管理體系。
推動干部作風轉變
由“坐等派活”轉為主動“種好責任田”
“以前主要在辦公室坐等問題,現在他們主動下來找問題。”網格化實施后,老百姓反映身邊可見的干部多了,作風變實了。
“作風不是空的,是通過幫群眾解決具體問題來體現的。”鄭州市市長馬懿認為,政府日常管理中很多干部作風不深入,一部分是對自己職責認識不清造成的。通過網格化推進工作后,干部知道自己該干啥,由坐等“派活”,向主動“找活”轉變。
一輛自行車,一本記錄本,一部單位配發的手機。這就是經八路辦事處網格長李偉民的隨身“三件寶”。再帶上一個熱水壺,他每天走街入戶。一次冒雨巡查,發現任砦北街3號院一棵榆樹壓在院內高壓線上,臨近1500多家居民面臨嚴重危險。李偉民緊急報告,有關部門迅速處置,避免了一起重大險情。
對這兩年的經歷,李偉民深有感觸。以前在辦公室各管一攤,現在到社區各守一方,工商執照得會看,違章建筑得會認,非法經營得會查,只有“十八般武藝”都精通,才能發現問題。更重要的是有了“權力”:解決不了要上報,上級部門得迅速處理,否則要問責。就是在“掃街”查找問題中,他贏得了群眾信任。即使晚上11點,也有樓棟長和群眾給他打電話反映問題。“網格就是我的責任田,耽誤不起。”
“看好責任田”,成為鄭州干部自我加壓的一個形象比喻。對“責任田”負有責任的,還有常“蹲辦公室”的各級領導。滎陽市質監局副局長劉國賢現在每周都有一天要到他的“責任田”——王村鎮研判會商。一次,司村三級網格長發現一處制售油漆的窩點。劉國賢迅速趕赴現場勘查認定,王村鎮網格辦立即組織質監、公安、安監等7個相關職能部門聯合行動,一天時間將100多桶成品油漆異地扣押,處置到位。
“如果我不下沉到網格里,問題不會確認這么早;如果沒有網格各部門通力協作,問題不會解決這么快!”劉國賢感慨不已。
如今的鄭州,市委常委帶頭蹲點調研。每一個社區(村)都有鄉(鎮)辦的一名副科級干部擔任第一書記,每一個網格都有鄉(鎮)辦的工作人員擔任網格長,每一個社區(村)都有對這個轄區業務工作負責的執法部門責任人。全市共下派工作隊2399個10080人,“圍著基層轉、圍著群眾轉、圍著問題轉”。
創新工作落實機制
變“一陣風”“潑水”式為常態化、制度化管理
千難萬難落實難。“一陣風”“潑水式”“運動式”的工作狀態,常為百姓詬病。基層干部也有怨言:“上面千根針,下面一個筐”,鄉鎮、辦事處工作千頭萬緒,“中心工作”繁多,很多情況下只能疲于應付。新機制建立后,“落實”不再停留在口頭上,逐步實現了常態化、制度化。
“鄭州市社會管理公共信息平臺”是整個系統的指揮中樞,屏幕上滾動的是三級網格上報的各類線索和問題。相關職能部門的處置過程都有完整記錄。對于涉及全局性的“疑難雜癥”,適時啟動重大問題專題研判。
兩個多月前的一天,新密市三級網格長張偉博在走訪排查中發現,個別企業向他所在網格的河道中傾倒建筑垃圾。情況上報后,研判會迅即召開,參會者有二、三級網格長,有水利、環保等職能部門的下沉人員,還有分別擔任二、三級“副網格長”的村組干部。教育、處罰有關企業之后,就如何進一步規范,初步研究了一套村規民約性的制度,讓張偉博大大省心。
登封市農民吳俊峰沒想到自己這個平頭百姓也能當“裁判”。去年夏天,因為界河認定不清,吳莊村和一河之隔的新密市平陌鎮鬧起了矛盾。6月29日,吳俊峰通過村里的網格員,將問題層層上報,一直反映到市級平臺。3個多月3個回合的多部門協商,市國土局負責認定了界河范圍。10月10日,網格員找吳俊峰征求意見,最終他裁定處理結果為“滿意”。簽字時,吳俊峰還不敢相信,“這樣的糾紛,拖上三五年都有可能。網格化真的實現了咱百姓指揮干部。”
“‘下級’可以聯動‘上級’,群眾更能指揮干部。問題一旦進入網格化,將不可逆,必須有人為此負責。如果到期不解決,系統會自動給出警示,以致啟動研判程序,給出最終處罰。”鄭州市委副書記、市政協主席王璋說。
去年,金水區副區長等10名干部因為沒有及時發現和處理問題,而受到黨內警告、告誡談話等處理,還有兩名村干部受到停職處分。源頭就是柳林鎮新莊村一家“黑作坊”因加工牙簽肉被當地媒體曝光。兩年來,鄭州已對800多名履職不到位的干部給予批評教育、約談、誡勉談話等問責。
制度強化責任心,解決問題常態化。2013年,通過網格化平臺,鄭州召開聯席會議453起,聯合執法518次,解決重點、難點問題1547件。
提高群眾自治水平
人民群眾成為網格長的“耳朵”和“眼睛”
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人民群眾自覺成為各級網格長的“耳朵”和“眼睛”,是鄭州依靠群眾推進工作落實長效機制的精髓所在。
“沒有群眾的支持,就沒有這個大案的破獲。”鄭州食藥局局長李新章清晰記得,去年南流村的兩名居民,按照網格員留下的電話舉報:鄭州高新區一座廠房白天大門緊閉,晚上燈火通明,還能聞到若有若無的中藥味。接報后,藥監執法人員和公安部門聯合出擊,查封扣押大量假冒保健食品成品,涉案金額達846萬元。
有了群眾的支持,網眼越織越密,逐步從“事后執法”向“源頭服務”轉變。如今在上街區,不少普通工商戶每天都要到網格QQ群里“逛一逛”,交流信息,互通有無,規模最大的群有600多人參與。而鄭州很多物業人員、小區保安、保潔都另有一個身份——網格協管員,住戶有變動及時掌握,有需求快速上報。數據顯示,鄭州市工商局開展網格化監管以后,當月由群眾舉報查處的非法經營案件達642起,比上月增長64%。
“只有與群眾打成一片,才能請群眾幫咱來干。”3月初,見到管城區城東路辦事處網格長楚征時,她正在幫居民疏通下水管道。正是這種日復一日的付出,讓她贏得了居民的信賴。一居民反映樓院衛生長期無人打掃。楚征挨家挨戶動員,最終成功召開了歷史上首次居民代表樓院會議,大家舉手表決居民輪流打掃衛生。新任樓院長郭玉梅高興地說:“楚征這閨女不賴,俺要好好干,為她減輕點壓力!”
動員群眾,創新不斷。管城區在多個樓院開展了“星級家庭星級樓院長”評選活動。滎陽市探索“交明白人”的做法,要求每個網格長至少交一位有威望、熱心公益事業的明白人。“小事不出社區,大事有人幫扶”,政府管理與群眾自治有機支撐,互為銜接。
兩年來,在不改變部門職能設置、不增加人員的前提下,鄭州共建立三級網格1.9萬多個。4萬多名干部下沉到網格履行職能,以黨組織為核心,政府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與群眾自治有效銜接、互為支撐的基層治理結構正在形成。
“依靠群眾推進工作落實,是群眾路線制度化的一個初步探索。”河南省委常委、鄭州市委書記吳天君說,目前這項工作還存在重“條”上管理、輕“塊”上配合,下沉人員的作用發揮不夠、融合不夠等問題。鄭州市委、市政府將繼續把大量資源、服務、管理下放到基層,使得基層有職有權有物,更好為群眾提供精準有效的服務和管理,真正實現“看得見的管得了,管得了的看得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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