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新負擔"阻礙就近城鎮化

　　中西部部分農村調研顯示，住房、醫療、婚喪嫁娶等消費性負擔有加重跡象

　　一位特困地區的貧困戶年收入只有1萬元，但當地的彩禮卻十分昂貴，為了娶媳婦舉債28萬元；有的農村“人情不是債，頭頂鍋來賣”，趕人情成為不少家庭的主要支出；而看病貴、買房貴、教育負擔重等問題更加普遍……

　　《經濟參考報》記者近期在中西部部分農村調研發現，隨著農村城鎮化、農民市民化步伐加快，教育、住房、醫療、婚喪嫁娶等消費性負擔及人情負擔有加重跡象，農業現代化過程也暴露出一些制度性交易負擔。

　　這些問題導致一些地方就近城鎮化步履維艱，部分農村出現“二次”空心化現象；一些農民收不抵支形成支出型貧困；同時，新經濟新業態發展存在一定障礙。

　　消費性新負擔加重

　　記者近期在湖北、江西、甘肅等地農村調研發現，農村稅費改革以來，農民稅費負擔銳減，各種強農惠農政策惠及億萬農民。然而，隨著農村消費需求的提升，農民在日常生活、教育等方面開支猛增，婚嫁彩禮高企、人情負擔沉重，農民消費性的新型負擔問題凸顯。

　　部分農村結婚彩禮動輒一二十萬元，一些農民不得不舉債湊彩禮。在甘肅省慶陽市正寧縣西坡鎮西坡村，貧困戶劉雪釵小兒子去年結婚，彩禮花費20萬元。這筆彩禮已經超過省城蘭州水平。劉雪釵家庭年收入約1萬元，加上結婚等開銷，目前欠下外債28萬元。“彩禮這么高，等大兒子結婚，我還得繼續借，把人愁的。”劉雪釵說。

　　不少農村婚喪嫁娶大操大辦，趕人情成為一些家庭的主要支出。“人情不是債，頭頂鍋來賣。”湖北省監利縣棋盤鄉碼頭村村民何宜均說，村里鄰居之間隨禮要兩三百元，遠親至少500元，近親則要上千元，多的三五千、上萬元，即便是貧困戶，趕人情一年至少也要上萬元。

　　而村里紅白喜事大操大辦的風氣很盛，家里死個人至少要花五六萬元；年前何宜均堂哥去世，一場喪事辦下來花了18萬多元，收的禮金則超過20萬元。

　　沉重的社會負擔使得一些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致貧返貧。甘肅省慶陽市寧縣中村鎮鄧家村貧困戶鄧拴科有兩個兒子。25歲的小兒子在西安的一家電腦學校學技術，每年要開支1.5萬元；為給大兒子娶媳婦，老張家總共花掉15萬元彩禮錢，至今仍欠下2萬元外債，遲遲無法脫貧。

　　由于城鄉教育資源不均衡，不少農民家里蓋著樓房，但為了孩子教育卻不得不“蝸居”在城里的一間間陪讀房內，或進城買房，無形中構成了新的家庭負擔。

　　今年45歲的高桂女是鄱陽縣雙港鎮人，丈夫在外打工，每年收入只有三四萬元，自己陪二女兒在鄱陽縣饒州中學讀高一。“在這里住很不習慣，既要開銷，又不能工作。但看著大家都來陪讀，擔心自己不來會影響孩子高考發揮。”坐在堆滿生活物品的陪讀房里，高桂女坦言，家里收入基本只夠陪讀開銷，還有一個兒子馬上要讀高中，再來陪讀負擔更重。

　　一些希望為子女在大城市獲得更好教育資源的農村家長開始擇校，部分農村逐漸興起“擇校熱”。湖北省崇陽縣沙坪鎮東關村村民劉雄標一家租住在縣城的一套破房子里，擔心農村小學教學質量不高，他們把兩個孩子都送到縣城讀書，夫妻倆一年只有五六萬元的收入，小孩教育支出就要花掉一大半。

　　還有的農民家庭為讓孩子享受到更好教育資源選擇在城市買房。

　　47歲的馬振華是江西萍鄉湘東區下埠鎮虎山村村民，平時主要在村鎮安裝有線電視賺取收入，一年到頭能掙六七萬元。馬振華在村里有棟自建房，去年7月，他在萍鄉中學附近買了一套100多平米的房子，售價約50萬元，前些年攢下的收入都拿來買房了。他說，在農村大家彼此熟門熟戶，萬一家里有點事鄰居也有個照應，進城買房主要是為下一代考慮，“如果家門口就有好學校，家庭負擔肯定小很多”。

　　醫療開支是農村家庭開支的重要部分，一些農民感嘆“病不起”。江西省萬年縣楊芳村村民許保發今年60多歲，妻子早年去世，父子倆相依為命。自認為身體壯實，許保發常年在外從事重體力勞動，基本沒有體檢過，身患心臟病卻不知情。

　　許保發說：“沒檢出來還好，萬一檢查出來怎么辦，家里還是拿不出錢來呀。”今年2月，外出打工的他不幸中風，初步治療花去兩三萬元。由于家庭收入捉襟見肘，進一步治療需要花十余萬元，不得不暫時擱置。

　　記者采訪了解到，“寧可不知道、也不想體檢”的心態在農民家庭里較為普遍，因病致貧也是很多農民貧困的重要原因。

　　此外，當前農民市民化和農村城鎮化趨勢逐漸顯現，家庭日常生活開支節節攀升。55歲的監利縣周老嘴鎮大李村二組村民吳登喜有記賬的習慣，他家里生活開支增長很快，近幾年都超過2萬元，今年過年辦年貨就花了1萬多元。

　　吳登喜說：“以前農民都是自給自足，日常開銷很小，現在都不怎么養豬種菜了，還老在一塊吃吃喝喝，不少人柴米油菜都靠買，這無形中就把開支搞大了。”

　　出現“二次空心化”現象

　　中西部部分農民面臨的這些新負擔，勢必讓一部分人進城難、返鄉難，影響就近城鎮化進程，制約農村新經濟新業態的發展，還會讓原本就生活困難的農民難上加難，形成支出型貧困。

　　中央提出，今后一個時期要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但記者調研發現，不少農民或在家蓋起了樓房，或在鄉鎮或縣城買房置業，但由于生活成本漸漲、本地就業機會少，他們不敢返鄉、無法進城。

　　剛在縣城寬敞的新房陪兩個孩子過完春節，湖北崇陽的“80后”農民工汪慶夫妻倆就返回了上海的工廠，他們原本想在縣城找活，由于工資較低不得不放棄。

　　汪慶說：“孩子慢慢大了，家里房子也裝修好了，很想回來工作，但家里的工資比上海每月要低兩三千元，自家房貸、小孩讀書負擔很重，只能在外面再干兩年了。”

　　湖北監利縣農村經濟經營管理局副局長袁長波說，由于農村社會負擔越來越重，很多農民常年在外打工，不敢回家團聚；過個年至少要花1萬元，有的人就六七年不回家過年，以規避這些人情負擔。

　　在江西省鄱陽縣西分村，記者看到，不少村民都建起了兩三層的樓房，但由于外出務工人員多，房屋空置率高達50%，呈現“二次空心化”趨勢，形成資源浪費。“以前大家外出打工是為了蓋房子，現在房子蓋好了，家里還是留不住人。”今年66歲的鄱陽縣西分村村民江明禮說。

　　制度性交易負擔較重，影響農業效益和農村新業態發展。中西部某縣一“80后”創業青年兩年前從北京返鄉從事農村電商，主打黑芝麻系列產品。他說，黑芝麻進入大市場的第一步便是進行產品資質認證，然而自己去跑認證半年都不一定能辦下來，而給中介交萬把塊錢，輕輕松松一個星期就能辦下來。

　　此外，隨著農業規模化、現代化逐漸普及，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突出。監利縣福娃三豐水稻專業合作社流轉了2400多畝、代管1萬多畝田地。合作社負責人周振濤說，由于銀行貸款難，他不得不找民間借貸，去年光利息就付了10多萬元，占到利潤的40%。“現在合作社普遍缺資金，利息成本成了很大的負擔。”

　　銀行貸款“嫌貧愛富”這一老問題逐漸成為農業新業態發展的“攔路虎”。

　　今年32歲的肖敏奇是中部某縣村民，家里條件比較困難。在外打工十年后，肖敏奇決定返鄉創業，從事農村電商，銷售村里的大米以及部分土特產。同時，他還去貴州織金縣取經，在家種植紅托竹蓀。

　　但由于市場研判失誤，紅托竹蓀的銷路不暢，去年一年肖敏奇虧損一萬多元。創業不順，加上未成婚，肖敏奇父母也看著著急。過完年后，他重新背起包袱，跟親戚去云南學手藝。

　　肖敏奇說，村里一些種植有機水稻、獼猴桃的農戶均有機會拿到政府補貼，但他種植竹蓀拿不到，有點難以理解。“他們種植規模有幾十畝，確實比我規模大，但我們對資金的需求也不一樣。”肖敏奇說，本想去銀行貸款闖過“創業的第一道關口”，但得到的回復卻是“規模太小，又沒抵押，貸不到”。

　　推進供給側改革

　　基層干部和相關專家認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國家在千方百計增加農民收入的同時，也要注重進一步減輕農民身上的各種新型負擔，提高他們的純收入和財富積累，真正實現致富奔小康。

　　首先，應大力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建設。

　　袁長波認為，當前農民的需求提升，現有的供給滿足不了這些需求，迫使他們花費較大的成本到城市消費。

　　他建議，大力實施農業、農村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優質的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資源下沉到鄉鎮和中心村，送到農民身邊，解決農民的后顧之憂，并逐步引導他們在當地就近完成市民化和城鎮化。

　　其次，應強化基層治理，扎實深入全面開展移風易俗活動。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表示，高價彩禮、大操大辦、人情債等風俗吞噬著農民有限的財富和國家的扶貧資源，在農村社會沒有形成有效自治之時，國家擇機介入加強引導顯得尤為必要。

　　賀雪峰說，首先要管住基層黨員干部，讓這部分人不參與；再通過加強文化建設和相關制度建設、訂立村規民約等方式，逐漸轉變鄉村陋習，給不堪重負的廣大農民松綁減負。

　　一些地方已經出臺措施，探索移風易俗。江西省文明委日前出臺《江西省農村“推動移風易俗 促進鄉風文明”行動方案》，明確規定將移風易俗工作列入全省科學發展綜合考核評價。

　　再次，應改革創新農業扶持方式，多措并舉降低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生產成本。

　　周振濤建議，一方面結合農民需求加強農田水利、土地平整等基礎設施建設，并通過構建大信息平臺引導農民合理生產；另一方面著力優化金融、保險等相關服務，結合農業特點推出更多優質低價的金融產品。

　　同時，加大力度規范基層權力使用，讓惠民政策真正落地，優化創業環境。加強市場監管服務水平，降低農業經營主體制度性交易成本和農產品入市障礙，讓新經濟新業態在廣大農村蓬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