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對近期校園暴力頻發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校園應是最陽光、最安全的地方。校園暴力頻發，不僅傷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也沖擊社會道德底線。教育部要會同相關方面多措并舉，特別是要完善法律法規、加強對學生的法制教育，堅決遏制漠視人的尊嚴與生命的行為。

　　聯想起西安乃至國內近期接連發生的校園暴力事件，人們不禁要問，如何讓孩子們不受傷害？又如何能徹底杜絕這種惡行？我們又能做些什么？

　　回訪1

　　遭同宿舍5名女孩群毆

　　17歲女生不再上學

　　5月20日，《華商報》報道了西安工程技師學院17歲女生小宜連續兩次遭同宿舍5名女孩群毆，出現表情呆滯、問話少答、全身震顫、哭泣等癥狀一事。小宜母親表示，女兒已經不再上學了。

　　小宜的母親說，他們是藍田人，5月14日下午6時許，她突然接到小宜班主任的電話，讓她到學校去一趟，說孩子出了點事情。她和妹妹、妹夫趕緊開車往學校趕，到學校后他們才知道，小宜被同宿舍的5名女孩不止一次地群毆。當日下午4時許，宿舍的一名女孩讓小宜給她去買飯，小宜說學校餐廳沒賣的，那名女孩氣沖沖地說，如果她去了發現有賣的，不會放過小宜。小宜害怕極了，發短信向其他同學求救，隨后班主任老師就趕到了小宜的宿舍，了解情況后報了警。

　　5月19日中午1時許，學校保衛處負責調查此事的郭老師說，學校對程某、鄧某某、劉某某做出開除學籍、留校察看處理，對張某、劉某某給予記過處分。

　　時隔近一個月，小宜怎么樣了？6月12日下午，小宜的母親說，小宜在學校出事后至今，一直都只是學校的那名郭老師和他們聯系進行調解，校方包括班主任老師沒有對孩子過問。媒體介入報道后，5月22日下午，在郭老師的調解下，打人學生家長給他們支付了2萬元的治療費，同時讓他們撤案。

　　事發后，小宜回老家休養，醫生建議小宜暫時隔離學校的環境，定期進行心理輔導。

　　小宜的姑姑說，孩子回家后一直情緒低落，時不時會突然問“我到底做錯什么了”，然后就哭。她說，郭老師已表示會給小宜辦休學，但至今學校沒有給她們任何書面回復。對此，郭老師表示，他只能代表個人意見，不能代表學校。 華商報記者 張莉

　　回訪2

　　過去了1個月被打女生夢中仍身子發抖

　　5月12日晚11時30分許，在西安齊力鐵路學校的宿舍內，8名女生毆打宿舍內一名叫萌萌的15歲女生。打人者貝貝和該宿舍另外一名女生，以及其他年級、其他宿舍的6名女生，把萌萌堵在宿舍內，要求她下跪，輪流扇她耳光，最后還用拖鞋打她的臉，不許她哭，不許她告訴老師，直到她們打累了才走。在此期間，無人報告老師和宿管。第二天老師也沒有發現異常。（華商報5月27日A10版報道）

　　校方調查證實，萌萌在日記中記錄了同宿舍女生貝貝的“不好話語”，學校調換宿舍時萌萌將日記本遺落在原宿舍，被貝貝發現了，于是貝貝便糾集其他幾名同學一起打了萌萌。

　　這起校園暴力事件已過去整整一個月，昨日記者從萌萌的母親郭女士口中了解，目前萌萌身上的傷已經基本痊愈。“可孩子心靈上的創傷該如何修復？”郭女士痛苦地說，如今孩子白天的時候沉默寡言，有時候一個人縮在床腳用被子將自己裹得嚴實。“不知道那天晚上孩子面對的是怎么樣的情景。有時看著她睡熟了，可身子卻在發抖，甚至會突然從夢中驚醒，喊著‘不要打我，不要打我’。”

　　郭女士說，她已報警，希望警方嚴懲打人的幾個學生。郭女士說，她還將起訴幾名打人者。

　　昨日，西安齊力鐵路學校負責人表示，目前校方全力配合警方和受傷者家庭處理此事，“針對這起事件，校方增強夜間巡邏，加強防范，保證每一名學生可以安全地在學校生活。”該校負責人說，“此外還將加強學生們心理健康及法制方面的教育，讓校園暴力不再發生。” 華商報記者 謝濤

　　回訪3

　　被從城北“擄”到朱雀門

　　14歲女生睡覺不敢關燈

　　2016年5月23日晚，14歲的初二女生小雨被兩名女孩從西安城北“擄”到朱雀門附近，在一小區內遭到三女一男一個多小時的毆打，遍體鱗傷。此事經過華商報報道后，警方及時介入，并在一天后將4名嫌疑人抓獲。隨后，這4名嫌疑人被刑拘。

　　如今半個多月過去了，小雨的情況如何呢？昨日，華商報記者未能見到小雨，但通過小雨的媽媽師女士了解到了小雨的近況。

　　師女士說，“孩子已出院去學校上課了，但耳膜穿孔還沒有恢復，聽力還有問題。當時受傷的還有眼睛，經檢查挫傷嚴重，目前視力尚未完全恢復。直到現在，小雨有事依然還比較沉默，夜里睡覺也不敢關燈，”但孩子還算堅強，情緒上恢復不錯，這事對孩子的心理影響很大，我希望不會留下大的問題。 華商報記者 楊德合

　　心理教育專家

　　杜絕校園欺凌從“心”開始

　　“杜絕校園欺凌應從‘心’開始。”著名青少年心理教育專家、西安遠東一中副校長劉鵬表示，要想解決這樣的問題，僅通過老師的努力很難解決，需要家庭與學校和社會共同來面對，給予青少年期的孩子正確的引導以及教育才能改變局面。關注校園欺凌現象需要多管齊下，不僅需要教育、法律、懲戒等，更需要從青少年心理健康的角度了解欺凌者與被欺凌者的心理根源，有的放矢。

　　劉鵬表示，欺凌高發于13歲到16歲階段，這個階段的青少年正處于青春期劇烈變化的關鍵期。施暴者的心理動機往往是對自身“無能”的消極補償，這個人群都有物質生活或情感生活的不平衡與缺失，他們通過暴力行為來證明自己“有能”，通過欺凌來滿足自身權利掌握與自我保護的需求。

　　被欺凌者則經常處于不合群、人際關系差、特立獨行的狀態，他們柔弱，沒有活力，害怕并缺乏自信，感到不快樂，較為不安，有逃避行為，極端個案會殺害欺凌者或者自殺。被欺凌者受到欺凌通常有兩類反應，消極受害者表現為焦慮不安，不能自我防御；易怒的受害者煩躁不安，受到攻擊時會加以報復。

　　單親家庭的孩子，自身內心的不安全感和缺乏自信，容易成為“沉默的羔羊”。“被欺凌的孩子受傷的絕不僅僅是身體，更是內心。這種創傷會進入潛意識，伴隨終身，成為成年后心理疾病的源頭。” 華商報記者 楊德合

　　他山之石

　　預防校園暴力，國外怎么做？

　　華商報記者在采訪報道過程中了解到，校園暴力事件并非中國特產，實際上，在國外該類現象也并不少見，那么國外是怎么做的呢?

　　日本：開展預防暴力培訓，允許施暴者停課

　　日本文部科學省加強了對教師進行預防校園暴力的培訓，增加了合格學校輔導員和護理員的數量，以幫助學生處理各種問題；同時，允許學校對那些給同學帶來身體或心理傷害的學生停課。

　　澳大利亞：建立政府支持的反暴力組織和網站

　　建立了政府支持的組織和網站，如“反暴力網絡組織”和“澳大利亞無暴力計劃”，以幫助學校了解暴力現象，為學校制定相關政策，提供教師培訓的指導大綱。

　　以色列：建立全校范圍的反暴力政策

　　以色列為解決校園暴力問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要求學校建立全校范圍的反暴力政策，并對在職教職員工進行培訓。調查發現，暴力現象發生最多的是在放學后的走廊和廁所，或教師監控不力的時間段。很多學校采取的辦法很簡單，如增加警力，保證照明，讓父母接送孩子，休息時間在走廊上安排更多教師等。

　　美國：有專門教材培訓教師如何處置暴力事件

　　在美國，校園暴力被稱為“欺凌”(bullying)。校園暴力在初中（6-8年級）階段最嚴重，高中時逐漸減少，但依然存在。學校對“暴力”十分重視，每年開學時，會培訓教師如何處理暴力事件，發給指導教材。對學生也會有預防性的教育，告知他們學校的有關規章。

　　韓國：教育部提供免費“警衛服務”保護學生

　　針對越來越嚴重的中小學校園暴力，韓國教育部決定，開始向一些中小學生提供免費“警衛服務”，讓其免受校園暴力。

　　擔當“警衛”工作的除了警察外，還有民間保安公司的保安、體育館協會等人員。只要學生向學校或教育廳提出保護申請，政府就會安排“警衛”到學校或特定地點保護。 華商報記者 楊德合

　　律師觀點

　　應適度修改

　　刑事責任年齡

　　“這些年來，校園暴力事件愈演愈烈，一些孩子的施暴手段越來越殘忍，而政府、社會以及法律層面似乎都沒有更有效的辦法來加以解決。”陜西律師協會行政法委員會副主任韓朝澤律師表示。他認為，這與我國的法律不健全應該有一定關系。

　　韓朝澤說，治安管理處罰法有關責任年齡的規定，對未成年人相當寬泛，比如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不負行政處罰責任；已滿16周歲不滿18周歲的，初次違反也不承擔行政處罰責任。只有在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死亡的情況下，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才負刑事責任。在這個年齡段的違法行為中，校園欺凌事件占了相當比例。

　　而在不構成刑事責任的情況下，出現欺凌事件后，處理辦法往往是經濟補償，甚至經濟賠償的額度或者兌付快慢在一定程度上都能左右對施暴者的法律責任認定，“實際上，經濟賠償的承受者都是施暴者家屬，而非施暴者本人，所以根本不足以震懾施暴者。”

　　韓朝澤認為，就刑事責任年齡的適度修改是減少校園欺凌事件頻發的最關鍵一環，應將校園施暴行為列入承擔刑事責任的范疇內。另外，加強人身自由罰的相關規定，最大程度避免犯法可以經濟補償減輕法律責任的現象發生，“同時要讓孩子們從小就對法律存有敬畏之心。”

　　“校園暴力行為后果達到一定程度，就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除非符合刑法免責規定。”陜西仁和萬國律師事務所余偉安律師說，“還應加強校園暴力行為預防立法，同時通過立法進一步明確家長、學校在校園欺凌中的管理防范責任。” 華商報記者楊德合

　　不該降低未成年人

　　刑事責任年齡

　　近年來，“校園暴力”事件和低齡未成年人嚴重犯罪案件受到普遍關注，是否應修改未成年人保護法，降低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對此，陜西圣拓律師事務所律師朱振峰、喬陽萍持否定態度。他們認為，雖然未成年人犯罪呈現低齡化趨勢，但是目前我國并沒有對14周歲以下未成年人犯罪情況做系統統計，不知道犯案的具體數量及類型。因此，不能因為看到幾起極端案件，就要求修改法律，降低刑事責任年齡。

　　他們認為，首先，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在打擊未成年人犯罪的同時會造成對受害未成年人權益的破壞。例如，如果刑事責任年齡降低1歲，也就說在刑法意義上承認13周歲的孩子具有獨立意志、具有獨立的判斷能力。那成年人若是和13歲的女孩發生性關系，強奸罪還能否成立？”此外，減低刑事責任年齡，會造成打擊面過大。目前，校園暴力事件大多發生在初中、職高，如果按照一般的6歲入學，14周歲是初二左右，因此，目前的刑事責任年齡符合我國基本國情，足以懲罰大多數嚴重的“校園暴力”。如果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給處于身心變化發展較快、心智不成熟、不穩重的未成年人貼上罪犯的標簽，會打擊面過大，且不利于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過。

　　兩位律師認為，我國相關法律規定基本完善，應當重在落實。此外，還可以通過行政手段加強對校園暴力行為人的懲罰。

　　上海市法學會未成年人法研究會會長姚建龍認為：“從社會防衛的角度來說，冒昧地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也是不理性的。過早地讓孩子接受刑法的處罰，貼上罪犯的標簽，這種孩子更有可能在日后成為更嚴重的罪犯。” 華商報記者 寧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