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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政府化債手段調查 縣級靠賣土地鄉鎮靠補貼

                2013-08-14 09:14 來源:瞭望新聞周刊

                  縣鄉基層債務風險不斷擴大,究其原因,基層一把手和領導班子尚未形成明確的政績考核“債務指標”,導致債務不透明的情況突出,“債務遞延”、“前任推后任”的推諉心態嚴重。

                  近日,《瞭望》新聞周刊在東、中、西部部分省區調研采訪時發現,地方稅收結構單一、各類支出不斷增加,地方對城鎮化簡單理解為“增大基礎設施投入”,已經成為地方政府性債務逐年增加的主要原因。

                  “當前地方政府性債務基本可控”。采訪中,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認為,主要的問題不是債務增長,而是債務不透明,到底有多少說不清;債務使用績效不高,甚至有地方債務資金閑置兩年沒用;債務管理缺少科學的債務確認標準,使政府性債務風險難以評估。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市縣鄉基層領導沒有良好的“債務意識”、“風險意識”,而且存在“債務遞延”的“推諉心態”,這是地方債務逐年增加的“思想”和“制度”根源。不少專家學者認為,對地方政府一把手的考核亟待制定相應的“債務指標”。

                  稅源結構單一致債務放大

                  基層政府稅收結構單一、薄弱,抗風險能力偏弱,是地方政府性債務逐年增大的主因。山西呂梁市方山縣2012年財政總收入8.4億元,其中6億元收入來自一兩家煤企,屬于“一煤獨大”式財政,當地2012年的取暖工程中還有2000多萬元債務無法落實;2011年的三項整治工程債務還有數千萬元。

                  山西省安澤縣常年稅收上繳壓力大、可用財力少。近年來幾乎每年上劃財政都占當地財政收入65%以上,迄今為止還有歷史欠賬近2億元未消化。到2017年之前,每年用于還本付息的支出高達2500萬元左右,給縣級預算安排帶來了嚴重的壓力。

                  山東省萊蕪市鋼城區辛莊鎮自身的穩定稅源只有3個小企業,財力很弱。鎮長朱效波說:“即便是有高鐵、高速路的前兩年,每年鎮上資金缺口都近2000萬元,如今還拖欠了五六千萬元歷史債務。”

                  與此同時,對城鎮化簡單理解為“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投入資金改造城鄉環境”,也是造成地方債務“越滾越大”的根源。我國各省區對未來5年城鎮化率指標都很高,安徽是達到55%,河南52%,西藏35%,廣西53%,湖北58%,云南48%。但發展速度快的背后,仍然是簡單的大規模投資。如陜西今年的固定資產投資是1.6萬億元,山西今年的固定資產投資是1.1萬億元,廣西的目標則是2017年投資達到3萬億元。

                  海通證券的一項調研表明:2009---2011年是我國城鎮基建的高峰期,在9個有據可查的樣本中,7個樣本近年累計基建總投資占地方一般財政預算年收入的8--10倍,或是一年基建投資占一般財政預算年收入的1---2倍。江蘇海安財政局局長張忠宏說:“城鎮化進程的加快,必然帶來巨大的基礎建設配套投入,對地方財政的壓力越來越大,真正能用現有財力去進行城鎮化建設的縣鄉很少。”

                  化債手段只有融資和土地

                  國有企業稅收上繳中央、資源稅上繳省市……由于主要稅種都集中上繳給了中央財政、省級財政和市級財政,只有土地增值稅、耕地占用稅等稅種能夠一次性給予地方大量財稅收入。因此,地方市縣政府化解地方債務的辦法就離不開“融資”和“土地”,這就形成了盲目投資、脫離實際、過度舉債的“邏輯根源”。

                  我國城市投融資平臺主要集中在省級和市級。不少地方政府熱衷于利用自身在地方銀行中“一股獨大”的優勢,“借道”地方銀行謀求“發債”。廣西南寧、柳州、桂林等地在前幾年通過地方投融資平臺形成了大量地方債務,如今進入還款高峰期。僅柳州市全年要償還的地方債務就超過100億元,而當年財政收入不過200億元。

                  今年以來,工商銀行江蘇分行與多個地方政府簽訂了金額超過200億元的城鎮化貸款意向協議,注入城鎮化建設。新疆喀什、霍爾果斯經濟開發區獲多家銀行總額達600億元的意向授信,重點支持基礎設施建設。

                  江蘇夢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錢月寶說:“這些項目其實還是‘寅吃卯糧’,地方政府以規劃手段,以可用財力的3---5倍安排工程項目,通過工程結算款延期支付,但只用2---3成的財政支付完成全部工程建設的目標,其他7---8成的工程款則由民營施工企業墊付,最終還是暗藏巨大危機。”

                  而縣級政府主要“靠土地”。新疆輪臺縣財政局局長保劍強說,2010年成立地方融資平臺,2000萬元注冊資金,每筆擔保200萬元。現在擔保了7000多萬元,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靠土地進行質押。山東淄博市高青縣財政局局長孟軍告訴記者,近年來,高青縣歷史負債已經達到了10億元左右,縣里通過市級城市資產運營公司來拍賣土地,拍賣價格最高的達120萬元/畝。為拿到土地指標,縣里不遺余力地推行合村并居、舊村改造、集中社區,為土地指標開路。

                  缺少土地指標的地方財政危機日益暴露。江蘇省海安縣的土地利用規劃到2020年可用土地指標為20000畝,但到2012年土地指標僅剩2000畝,土地指標的嚴重受制,必將成為東部沿海及發達地區財政收入持續增長的瓶頸。

                  鄉鎮政府只好“靠補貼”。萊蕪市某鎮累計負債超過8000萬元,2013年的財稅收入要完成4200萬元基本上是“天方夜譚”。該鎮政府負責人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擔任鎮長,他總結化解鄉鎮財政困難方式為“一靠轉移支付,二靠上級補貼,三才是靠當地企業”。

                責編:安文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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