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過度負債支撐起來的政績工程為某些官員帶來了政績資本，提供了權力尋租的空間，使一些官員為了獲得立竿見影的政績效果，只做表面文章，大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
國家審計署日前發布地方政府本級政府性債務審計結果公告顯示，36個地區2012年底債務余額共計3.85萬億元，比兩年前增長了12.94%。公告顯示，一些省會城市償債率指標偏高，2012年，有9個省會城市本級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率超過100%，最高的達188.95%，如加上政府負有擔保責任的債務，債務率最高的達219.57%，不少地方寄希望于賣地還賬，政府借債只鋪攤子不管還，“虱子多了不怕咬”。（據《人民日報》）
36個地區2012年底債務余額就高達3.85萬億元之多，如果擴大審計范圍，地方債務數據更為驚人，審計署此前發布的報告顯示，截至2010年底，全國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107174.91億元。雖說全國財政收入突破了10萬億元，但是除開財政支出，每年可用于償還債務的資金有限。再者，有的地方財政收入過分依賴土地財政，弊端顯而易見：助推房價上漲，增加征地、拆遷矛盾，影響社會穩定。
盡管國家發改委明確融資平臺公司和其他企業可申請發行企業債券，為保障房建設籌措資金。但是地方政府借債“只鋪攤子不管還，、虱子多了不怕咬”，政府財力被嚴重透支，陷入了一種惡性循環的怪圈。有業內人士指出，一些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資平臺等方式過度舉債已接近極限，債務率已高達150%以上，個別縣市債務率已經超過400%。據《經濟觀察報》報道，在廣東省省情研究中心調查涉及的20個鄉鎮中，政府欠債總額就超過10億元，其中債務最多的鎮達25949萬元，最少的鎮也有486萬元，平均每個鎮負債5430萬元。不考慮利息因素，個別鄉鎮不吃不喝還債需要400年。報告認為“鄉鎮債務已超過實際償還能力”。
地方政府債務超過實際償還能力，如果不對地方舉債行為進行規范、遏制，將會對地方政府信用與可持續發展帶來不利影響。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毛壽龍的話說，“一些地方財政實際上是一種‘破產’財政”。如果沒有轉移支付，有的地方政府恐怕面臨破產窘境。
在我看來，地方政府熱衷舉債，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當前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政府為民眾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需求不斷提高，由于財政資金有限，客觀上推動了政府的舉債需求；二是一些干部為了快出政績、多出政績，急功近利不按客觀規律辦事，不顧現實條件，大肆舉債，大拆大建，甚至拆遷新建小區、道路打造政績工程，造成政績包袱。三是地方稅收太重，但獲得的國家財政撥款太少，造成上級政府太富、地方政府太窮，常常捉襟見肘，不得不依賴舉債辦事。
有報道指出，在我國662個城市、兩萬多個建制鎮中，約有五分之一的城鎮建設存在諸如“現代化國際大都市”、“高爾夫球場”等政績工程，“縣改市”方興未艾，其主要資金來源是政府負債。一段時間以來，一些地方毀損綠地、良田建高爾夫球場的報道不斷充斥著我們的眼球。為了還債，有的地方沒有錢用于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沒有錢改善民生，還在公共服務中偷工減料，拖欠職工工資，亂罰款、亂收費、亂攤派。
但是由過度負債支撐起來的政績工程為某些官員帶來了政績資本，提供了權力尋租的空間。在錯誤政績觀的主導下，一些官員為了獲得立竿見影的政績效果，只做表面文章，不求工作實效，大搞勞民傷財的形象工程。
面對地方債務風險擴大、甚至資不抵債的現實，減輕地方稅收負擔，加強地方政府債務管理，把地方政府融資舉債納入法制軌道，很有必要。既要對地方政府舉債比例、數額進行科學界定，又要提高法律制度執行力，治理地方過度負債。防止地方政府舊債未還又添新債。更重要的是，要前移監管關口，給地方政府盲目舉債套上法律“緊箍咒”，讓官員不敢隨意負債鋪攤子、上項目，從而守住政府“欠債還錢”與民生底線。（葉祝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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