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未來學家托夫勒在其1980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中曾預言：“繼農業革命、工業革命、計算機革命之后，影響人類生存發展的又一次浪潮，將是世紀之交時要出現的垃圾革命。”也正是從2000年開始，我國確定了首批8個城市開始垃圾分類處理試點。上個月，國家發改委、住建部等聯合發布《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目標是到2020年年底，基本建立垃圾分類相關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在實施生活垃圾強制分類的46個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達到35%以上。不過，日前有媒體走訪后發現，在垃圾分類試點17年后，效果不盡如人意，主要表現就是“雷聲大雨點小”。

　　環保部2015年的一組數據顯示，我國大中城市生活垃圾產生量約為1.856億噸。有計算說，以載重2.5噸的卡車來運輸的話，所用卡車排起來能繞地球12圈。如何處理生活垃圾，大處看關系到國家近年一直倡導的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小處看則直接關系人們日常生活環境質量、避免“垃圾圍城”困境。一個良好的垃圾分類體系，不僅能提高填埋、焚燒等終端垃圾處理效率、降低成本，同時可以促進可再生資源的回收利用，諸如此等好處早已無需贅言。問題是，為何很多時候大家并沒有行動起來？

　　提起垃圾分類，人們最容易想到且援引最多的就是日本，他們那種標準精細化和執行有效性，令人贊嘆和羨慕。由此，經常關聯的話題是國人素質和生活習慣。不過，“效果不盡如人意”未必都在素質。2012年前后，筆者所在小區實施過一段干濕垃圾分類，在每層樓梯間擺了兩個回收桶，然而很多細節上的“不便”很快就來了，比如從廚房到濕桶到底要不要用垃圾袋？如果不用，緊接著的問題是，濕桶雖然有蓋子但太過簡易，尤其到了夏天氣味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當你發現樓下垃圾車最終還是將干濕垃圾一起運走后，很快就會把那兩個桶理解為“純粹擺設”。舉此例并非為“素質”找借口，而是想說明，如果單純依賴居民自覺，而不是從整個流程上著眼，那么垃圾分類將是個很容易反彈的事情。

　　按道理說，無論是當年開展分類試點，還是此次試行強制分類，入選城市無論是基礎設施還是居民素質，都有相對較好的基礎。基于此，筆者斗膽提出一個疑問：雖然一再強調垃圾分類越是靠近前端越重要，但倘若在宣傳教育引導無法立竿見影的情況下，能否探索更適合我國現實的模式？提及此次強制分類，有專家再次提出“罰款”建議，希望以此強化“我的垃圾我負責”意識。類似的措施在部分城市早就有過，但真正執行得了的處罰并不多。只要想象一下居民與執行監督者的數量對比，就不難理解這種模式的尷尬。所以，在居民素質既定的前提下，罰款及其它強制措施雖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基于居民現實生活習慣的流程優化。比如，目前廣州試行的以回收利用帶動垃圾分類，鼓勵環衛工人和企業參與垃圾源頭分類，雖然好像與專家們強調“我的垃圾我負責”有點距離，但這種鼓勵社會參與的“垃圾分類與回收利用作業捆綁”模式的效果是實實在在的。

　　這啟發我們，能不能換個思維引導居民讓垃圾變廢為寶？比如居民想處理舊家具時，是不是打個電話就有回收企業來對接？再比如，能否從“互聯網+”上下些功夫，獎勵居民定點投放日常的瓶瓶罐罐，更好引導大家改變生活習慣？總結一下，垃圾分類是一項系統的工程，沒有那個環節不重要，但涉及具體的執行方案，不妨更有針對性一點兒，這也算是抓重點、抓關鍵的一種體現吧。（子 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