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的垃圾分類為何進展緩慢？近日市城管委官員的回答是：機制不順、投入不足、運營不暢、法規不全、動力不足、宣傳軟化。相對當初官方對垃圾分類表現出的信心滿滿，如今這“六大難題”的喟嘆顯然要務實得多，問題的核心何在？垃圾分類是垃圾處理的趨勢，要做好一方面須對癥下藥，解決現存問題，另外還有必要回到原點，重新審視此項工作自身的規律。
經過一段時間的嘗試，官方對于政府、市場及市民三者在垃圾分類工作中的角色扮演，肯定有了清醒的認識，從城管委官員列舉的“六大難題”看，比如投入不足、運營不暢、宣傳軟化等，都道出了目前的問題，城管委提出問題并表現出一定的擔當，值得肯定，不過也給人以“私心太重”的印象，即缺乏分工，工作主要靠政府機構一肩挑。有必要分析這種模式，廣州垃圾分類過去經歷了高起點，決心可謂不小，如今遭遇尷尬，值得反思的是，主要依靠行政力量來推動垃圾分類，是否會達到預期的效果？
如果將垃圾分類單純視為一項公共服務，并通過政府主導來操作，這就意味著需要動用包括財政在內的大量公共資源，因為垃圾分類工作分散面極廣，要保證分類效果，必然需要探索一整套全新且行之有效的工作機制。另外，作為一種摻雜環保理念的公共政策，它能否產生效益，還有賴于普通市民的配合，要達到這一目的，顯然得依靠轉變生活觀念、動員民眾參與。過去的經驗看，行政主導的動員機制往往道德宣誓意味濃厚而激勵效應不足，久而久之，顧此失彼，很可能由于資源支持不足而陷入工作惰性。此次城管委官員提到的“六大難題”中，“很差錢”受到媒體特別的關注，表面上看是一味要錢，其實稍作分析就不難發現，靠行政主導的垃圾分類，要想有所斬獲，大投資大編制就是必然的結果。
問題是，垃圾分類是否必須走上述模式？從經濟角度看，垃圾分類并非臟活累活，它有利于環保，亦可反哺生產，這意味著這一模式能滿足市場的需求，若能利用經濟杠桿，通過在制度設置上讓出一定的利潤空間，勢必能吸引企業積極參與。反之，在缺乏市場力量介入的情況下，不僅需要太投資，且很可能陷入政府模式的低效病，甚至衍生腐敗。去年年底，廣州市人大代表視察全市垃圾分類情況，結果發現“明察效果普遍好，暗訪基本沒分類”，問題顯示，分類運輸是整個垃圾分類流程的薄弱環節，小區有進行垃圾分類運輸的還不到三成，這些弊端多數是市場力量缺席的結果。
廣州城管委官員表態，希望今后讓企業和社會力量參與垃圾分類，這無疑是務實的思路，其中，企業角色主要影響垃圾回收的效率，是機制至關重要的環節，而強調社會力量則涉及到垃圾回收工作中的主體多元性特征。除了政府和企業，小區物業、市民的態度無疑將對垃圾回收產生直接的影響，激發、培育這些主體的參與熱情，是垃圾回收工作不容回避的環節。廣州的學習對象是臺灣，回顧后者走過的歷程，垃圾回收工作伴隨著社會治理模式的轉變，今天的成效與民間組織、公民等主體的角色扮演休戚相關，廣州要打造出垃圾分類的行業標準，有必要重視這些主體的作為。
激活民眾參與熱情方面的工作，杭州、上海等地近來做出了一些探索，觀察它們的動員模式不難發現官方對垃圾回收觀念的轉變，或許可以將它看作一場新生活運動，但又不宜單純視其為環保行為，依靠道德宣誓動員民眾參與。隨著城市的擴張，垃圾圍城狀況讓人憂慮，當前迫切需要通過優化公共決策來推動垃圾分類，如果各個主體相互配合，分工明確，垃圾分類前景并不黯淡。廣州作為國家首批生活垃圾分類試點城市，經過十多年的探索，理應在這個行業做出自己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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