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處理”旅游消費者的行權方式，是本末倒置的行權邏輯的結果。
今天(10月26日)有兩則來自旅游業的消息引人關注。一則消息說，為了治理屢遭國內游客詬病的旅游業服務，以穩定客源，云南省將組建旅游警察總隊及地州市旅游警察支隊，希望以增設機構的方式整治旅游市場。另一則消息說，國家旅游局針對“不合理低價游”導致旅游糾紛頻發甚至暴力沖突多發的情況表示，包括旅游者在內，非法“不合理低價游”的買賣雙方均須承擔法律責任。后一則消息引發了輿論廣泛質疑。
據報道，對“買賣雙方均須承擔法律責任”說，國家旅游局的解釋是，游客要堅決抵制“不合理低價游”，不得與經營者簽訂虛假合同。與經營者簽訂虛假合同，需要承擔法律責任，一旦被查獲，不僅不能獲得賠償，還將受到處理。媒體報道說，“目前國家旅游局正在加緊研究制定相關的處理辦法”。
國家旅游局上述相關“表示”的部分內容，不符合國家公權機關的行權邏輯，也沒有法律依據。作為旅游業的管理機構，監管旅游機構守規合法經營，保護旅游消費者權益，是國家旅游局的主要職責之一。“查獲”虛假合同的公權行為，應該是在各級旅游管理機構的職責范圍之內。但是，其“處理”旅游消費者的權限所由何來，至少在目前還找不到法律根據。
現行法律法規對虛假合同的構成要件有明確規定。至于虛假合同的民事法律后果的擔責及其各方所負責任的比例，則由國家司法機關經過法定程序進行認定。在此，如果司法機關認定合同要約方涉嫌利用合同進行詐騙從而構成刑事犯罪，那么，也就不存在民事法律依據過錯責任大小而判定當事人按比例擔責的問題。
所以，即使假定國家旅游局具有“處理”旅游消費者的權限，那么，其“處理”的前提想必是認定旅游消費者是虛假合同的共謀而非單純受害者。如此，則國家旅游局也有義務向公眾明示其認定的程序是什么以及其所遵循程序的法律根據何在。如果在法律上既沒有“處理”程序，也沒有“處理”權限，那么，以“處理”虛假合同受害者方式，來阻嚇旅游消費者參與所謂虛假合同，就是十足的推卸監管職責的不負責任行為。
“處理”旅游消費者的行權方式，是本末倒置的行權邏輯的結果。這個邏輯的潛臺詞是謂，即使虛假合同存在，但是如果旅游消費者不參與，虛假合同也不會產生危害后果，也不會發生實際危害。而納稅人以納稅方式供奉國家公權機構的邏輯，卻是請國家公權機構依法制裁虛假合同的要約者，讓虛假合同無從產生。 “處理”旅游消費者的“打算”，表明國家公權機構已經不顧自己所擔負的讓虛假合同絕跡于旅游市場的職責，而是以“倒打一耙”的方式，以“買賣雙方均須承擔法律責任”的“公平”形式，讓旅游消費者來承擔其“要堅決抵制‘不合理低價游’”的責任。
虛假合同、以及欺詐、詐騙活動之所以產生，就是因為人性中總有這樣和那樣的“弱點”。因為這些“弱點”，總有人會產生這樣那樣的認知偏差。現代法律體系中，刑事法律的法律精神及其具體規定，是忽略受害方“人性的弱點”，而讓加害方承擔全部刑責;民事法律則以“意思自治”原則及其具體法律規定，來最大限度地寬恕“人性的弱點”而懲罰人性中的“惡意”。如果國家旅游局的“處理”旅游消費者的規定出臺，不論是以什么方式，那不啻是把矛頭對準了“人性的弱點”而放過了人性中的“惡意”。(光明網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