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學西漸——古代絲綢之路發展中以書院為載體的文化傳播

　　古代絲綢之路作為古代中國與沿線國家經濟貿易發展的關鍵通道，其相關研究成果非常豐碩，而其作為一條文化交流的通道，尤其是在古代中華文明的傳播以及與羅馬、波斯、印度的文化交流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同樣不容忽視。可以說，“絲綢之路”如同一條溝通東方與西方的經濟文化大動脈，它不僅僅承載著貨物與商品的交換來往，更重要的是承載著沿線各國的文明與文化的交流互通。

　　古代絲綢之路的開辟及發展，帶動和促進了優秀的中華文明傳入其他國家，并在多個領域發揮作用，有些甚至是左右著它們的發展。比如說，造紙術、印刷術的傳入，促進了其他國家教育的普及化，對當時歐洲的宗教、政治，乃至資本主義的建立、思想文化的交流及傳播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定程度上為西方的啟蒙運動以及科技的發展和文明的傳播奠定了物質基礎。而伴隨中華文明的向外傳播，中國書院教育及制度作為文化的有形載體也同時走出國門，被移植到了國外，成就了中國書院發展一段令人矚目的歷史。

　　在域外建立的書院根據設立者的不同大體分兩類，第一類是在華僑聚居的地區、由當地華僑創建的書院，由于早期的華僑大多目不識丁，所以一旦他們站住腳之后，首先要辦的事情就是讓自己的孩子學習祖國的文字和當地的語言。因為只有掌握這兩把鑰匙才能長期生存和發展。例如1771年巴達維亞（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華僑創辦的明誠書院，該書院雖曾因各種原因停辦過，但從誕生至消失，前后歷時212年。這些由扎根所在國謀生發展的華僑華人興辦的書院，除了培養華僑華人子弟外，也同時將向當地民眾傳授中華文化視為己任。他們在所在國創立各種書院，既傳授學問知識，又宣傳中華文明理念及道德，促進其商業活動及文化理念更好地與當地融為一體。

　　第二類域外書院則是由所在國人所創立的，創立人多是仰慕中華文明，甚至有到訪過中國的經歷。據朝鮮《三國史記》卷46《崔致遠傳》中記載，“崔彥為年十八，入唐游學，四十二還國，為執事侍郎瑞書院學士。”至朝鮮李朝世宗元年，頒布教令，“其有儒士私置書院，教誨生徒者，啟聞褒賞。”從此，“中國書院走上了移植朝鮮的征程，并由朝鮮而日本，而東南亞，甚至歐美地區。”另外“外國傳教士1818年在馬六甲創建英華書院，1823年在新加坡設立新加坡書院，1839年在印度尼西亞達維亞設立了中國書院。1732年，意大利天主教布教會教士馬國賢（Matteo Ripa）征得羅馬教皇同意，在那不勒斯創建培養中國人的書院，該書院歷時137年（1732—1868）”。

　　相知相惜——絲綢之路文化帶建設的重要性

　　重建絲綢之路的動力是經濟，因此“絲綢之路經濟帶”概念的提出意義深遠。這條經濟帶橫跨亞、非、歐三大洲，涵蓋30多億人口，其形成與繁榮必將深刻影響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成為全球和平與發展的重要基石。不過，除了“經濟帶”外，“文化帶”的建設也是一個呼之欲出的概念，可以說，經濟帶的建設離不開文化帶的建設，同樣地，文化帶的建設會促進經濟帶的繁榮。單純的經濟合作只是短期的合作模式，只有建立文化交流，達到相互理解，相知進而相惜，國際合作才能深入持久。

　　重建絲綢之路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提出的，不難想象，在建設初期，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各種思想和文化會有交流、交融、甚至是交鋒。不同文化族群之間的人們，能否充分、順利地進行往來，并在這一過程中逐步增進彼此理解和相互認同，使大家都能夠做到擺脫本位中心主義，承認多元并存，做到“美美與共”的“文化帶”建設目標，是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共建必須解決好的一個關鍵性的問題。

　　從古代絲綢之路發展的歷史上看，中國各民族、各地區之間及與外國的文化交流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沒有太多的壁壘和障礙，或者說，當存在壁壘和障礙時，如清末閉關鎖國政策的出現，“絲綢之路”便也受到阻礙。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建絲綢之路，文化交流面臨傳承與創新的雙重任務，特別是在全球化的形勢下，促進文化交流和文化認同，能夠有效地緩解意識形態間的沖突，能夠彌補政治外交和軍事外交的不足，更能夠擴大交流的層次和范圍。

　　文化自信——建立高校“走出去”發展戰略

　　在古代絲綢之路興盛時期的唐朝，中國是世界上處于先進水平的國家，其經濟的高度繁榮產生了極其絢麗多彩的文化，與域外其他國家的文化交流也非常開放與自由，造就了中國文化最為繁榮的時代，使得周邊國家掀起了一股強勁的學習唐朝文化的高潮。

　　就現代社會而言，擁有雄厚經濟實力和高科技傳播手段的歐美文化、西方文明，其互聯網、好萊塢大片、百老匯等似乎是屬于高勢能文化，面對這種文化形式上的沖擊，一味地封閉、逃避是沒有意義的，相反，應該充滿自信地讓代表先進文化的中國高校主動“走出去”。

　　中國高校在“走出去”的過程中，能夠加強與沿“一帶一路”各國人民的文化交流，加快在沿“一帶一路”國家社會形成更多社會共識，奠定市場經濟體系合理競爭、和諧發展共同進步的基礎。通過深入、生動的文化交流，加快與當地主流社會、主流媒體等建立聯系和合作，講好中國故事。盡快搭建好與當地民眾溝通聯系的橋梁和紐帶，盡可能以當地聽得懂、說得清的中國事情，構建有影響力的話語體系。

　　（黃瑞敏 作者單位：中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