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共同體建設，互信互利、平等共贏的合作正在被國際輿論接受，客觀上也挑戰了傳統的強權利益分配體制，這必然引來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和遏制。

　　隨著“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不斷擴展，我海外投資正呈高速增長狀態。利益共同體建設，互信互利、平等共贏的合作正在被國際輿論接受，客觀上也挑戰了傳統的強權利益分配體制，這必然引來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和遏制，中國投資要順利走向海外，就必須笑對困難，積極樂觀地應對。

　　要充分把握海外投資環境

　　應根據不同類型國家采用不同的海外拓展策略。國國情、政治體制、經濟發展模式、宗教文化、資源配置不同，帶來了巨大的個性差異和不同特點，這與國內投資和傳統伙伴的投資模式有很大的區別，必須針對不同國家特點采取相互適應的投資模式才能獲共贏的效果。

　　長期以來，中國企業在海外拓展市場時，仍沒有走出國內拓展市場的老路，高度依賴各國政府走“上層路線”和精英階層，缺乏對各國國情的全面了解和針對性，特別是在跨國合作中還沒有完全擺脫計劃經濟模式，走市場化的道路。雖然，中央在頂層設計上有明確目標，但在具體合作中還有很多問題需要作有針對性的工作。

　　在非洲及部分拉美國家我們抓住了機遇與他們政府展開了深入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功，其優勢在于能夠高效獲取行政資源的支持與保護，其弊端在合作中受國際環境影響，政治時局變化發生變故，經濟合作也隨之蒙受巨大損失。我與利比亞、蘇丹合作都存在這類問題。

　　民主國家要求加大投資透明度，受議會兩派執政需求左右影響投資方向和決策力度。對墨西哥投標高鐵被終止就非常能說明問題。墨西哥反對派利用發達的媒體輿論和強勢的選民政治，使投資無果而終。特別是在“伊瓜拉事件”持續發酵的背景下，投標競爭者與公眾知情權的雙向缺失，造成對立輿論導向和煽動民間情緒造成質疑風波嚴重。另外，政府部分決策層對于中國高鐵輸出也保持高度警惕，認為技術輸出帶有濃厚的勢力范圍和殖民主義色彩。

　　而發達國家為保護自身利益和本國技術的開發利用，會有更多法律限制。美國就多次以安全為由阻止了我國企業的投資和收購。2005年3月，美國阻止了中海油收購掛牌出售的美國優尼科公司， 6月，阻止了海爾集團收購美國第三大家電制造商美泰克公司， 2008年2月，阻止了華為收購美國電腦網絡公司3Com的交易，2009年，美國政府阻止中國民生銀行收購一家美國銀行，2011年，再次阻止華為收購3Leaf公司，2012年9月，奧巴馬下令阻止中國公司對４個美國風電場項目的收購，并要求剝奪其所有權。

　　對于政局動蕩國家投資環境受國際影響更大。我國對緬甸投資由于受到外部勢力挑撥，使緬甸政府與地方政府在利益分配、環境保護方面產生巨大分歧，導致沖突不斷，密松水電站和萊比塘礦停工，我蒙受較大損失。泰國的政局動蕩以及經濟的衰退，也曾導致 “高鐵換大米”計劃一波三折。

　　“絲綢之路”建設給中國企業走出去帶來了巨大的機遇，同時也帶來了巨大的挑戰。我國企業對國際投資的環境相對陌生，對國際政治風險、金融風險、經營風險以及創新風險等把握不夠。國際投資環境較之國內投資，影響因素亦更為復雜，相互迭加，往往導致投資項目的實際收益與預期值之間的存在巨大差距。

　　從國家利益海外拓展的視角來看，應加強海外投資保護機構和力量建設。

　　用實際行動排除消極影響

　　以往歐美發達國家對于第三世界國家的技術援助，附帶苛刻的政治、經濟要求。今天，中國以低廉的價格獲取高鐵的修筑權，引起了西方的強烈嫉妒，開動輿論工具制造中國的“經濟滲透說”，鼓吹對中國經濟的依存度達到“危險”的水平，就會造成政治上的被動局面。“中國高鐵威脅論”幾乎成了反對派攻擊政府和中國投資項目的政論基礎。

　　因此，我在海外投資和項目頂層設計時，必須落實互利共贏的理念，用實際行動排除西方的輿論干預，建設經濟命運共同體，才能真正排除西方的消極影響。

　　“中國高鐵優勢與海外輸出困境之間的反差，說明技術成熟度與需求牽引并非決定技術轉移的全部因素。技術社會學的理論認為，技術的生長是一個社會建構的過程，民族文化、社會心理、政黨和民眾意愿等主觀因素，同樣是影響其發展的關鍵因素。”

　　有鑒于此，中國海外投資與“絲綢之路”建設、高鐵的技術輸出，既要有需求的對接，也要有文化和心理的對接，必須正視不同社會文化的差異性，全面了解所在國家的歷史傳統、制度安排、媒體輿論、消費傾向乃至風俗習慣，從而制定靈活的戰略。比如，歐美社會“汽車”文化與各國領土范圍小，使民眾會感到乘坐高鐵意味著對自由出行的弱化，因此，只有實現高鐵與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無縫鏈接，提供一站式交通服務，使出行者感受便捷、舒適，才能讓歐美“汽車”文化接受高鐵的進入。

　　對于中國周邊國家，構建以中國為起點的高速鐵路網絡，則必須擺脫 “朝貢體系” 傳統和 “文明中心主義”思維的桎梏，以包容、開放的態度，規避高鐵出口可能遭遇的跨文化障礙，在平等的文化認同框架下開展高鐵合作。如金磚銀行總部設立在上海，確由印度人擔任行長，在股權上采取均等的方式，讓所有金磚國家感受到了平等合作與共贏，這才能達到投資效果。

　　中國海外投資和高鐵走向世界，總會使政治、經濟、軍事戰略等意圖關聯起來，這必然會引起中國要改變現有國際秩序和運行規則的疑慮和警惕。特別是收成大國和主導世界規則制定的國，必然會對我走出去進行百般遏制。因此，在中國企業走出去投資和“絲綢之路”建設時，建立新型大國關系就顯得猶為重要，在不沖突、不對抗前提下尋求共同利益的焦點，在不改變現行國際運行體系的條件下，調整修改不利于共同發展的國際規則。

　　中國走出去進行海外投資和“絲綢之路”建設，要處理好與周邊發展中國家的關系。我國應當積極耐心地闡釋和平發展的意圖，中國高鐵輸出與其他中國制造的商品一樣，都是全球化背景下由市場機制主導的經濟行為。必須按照市場運營規律和世界貿易規則，構建利益共同體。要統籌考慮“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與各國利益、需求掛勾，要帶動各國經濟發展、關心文化宗教需求、環境保護，推動就業、 培養技術人才，發揮各國的產能優勢、資源優勢、人口優勢、市場優勢、環境保護優勢，盡可能推動中國的“搭車”理論，歡迎一切愿意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國家，形成整體部局、協調合作、發展互利、團結共贏，睦鄰友好、強鄰、富鄰戰略合作伙伴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