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同志發表重要講話，對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作了系統闡述。這一重要講話對統一全黨認識、指導今后各項工作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學習講話和會議精神，可以得出以下幾點體會和認識。

　　新常態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更高階段的表現

　　新常態是我國經濟運行度過增速換擋期、轉入中高速增長的階段性特征。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符合后發追趕型國家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是后發優勢的內涵與強度、技術進步模式發生變化的必然結果，其實質是追趕進程邁向更高階段出現的新變化新特征。

　　后發優勢是追趕型國家可以長期保持較高經濟增速的根本原因。在追趕進程的不同階段，后發優勢的具體表現、蘊藏的增長潛力不同，從而帶來經濟增長速度、增長動力和經濟發展方式的相應變化。根據追趕型國家的經驗和我國的實踐，可以將追趕進程劃分為四個階段。一是起飛階段。在制度變革或外部環境觸發下，后發國家經濟擺脫低水平均衡，向持續高增長轉換。這一過程通常較快完成，但也有一些國家會持續較長時間。二是高速增長階段。這個階段的基本特點是高投資、高增速，產業結構、居民消費結構、城鄉結構、出口結構迅速優化升級。這個階段市場需求空間大，勞動力等生產要素供應充分，通過購買設備和其他技術引進渠道，企業很容易組織并擴大生產；在增量擴能的過程中，基礎設施和固定資產投資需求大幅增加，大量剩余或閑置資源被有效利用，或從生產率較低的農業部門轉向生產率較高的非農部門，生產率和人均資本存量快速增長。我國改革開放以來30多年高增長就是處于這一階段。三是中高速增長階段。后發國家與發達國家技術水平差距逐步縮小，引進先進設備和技術的難度加大、成本提高。基礎設施建設、居民消費、出口等需求增速逐步下降。生產要素供應緊張、價格顯著上漲，早期簡單外延式擴張的增長模式難以為繼。效率提高更多依靠模仿創新和行業內企業間優勝劣汰實現。四是中低速增長階段。追趕的后期，后發國家與發達國家的人均GDP水平進一步接近，大部分后發優勢已經釋放。傳統市場空間飽和，生產要素價格大幅上漲，依靠技術引進和模仿創新很難消化企業投入成本上升帶來的壓力。企業開始嘗試前沿創新，通過創造全新商品和技術路線、構建新商業模式等獲取高額利潤。

　　這四個階段的更替是漸進的過程。前兩個階段經濟發展更多依靠數量擴張，后兩個階段則更多依靠質量提升。當然，并不是所有落后國家都能成功實現經濟起飛，也不是所有開啟追趕進程的國家都能完成整個追趕周期。在追趕的道路上，不乏“貧困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溝溝坎坎。

　　在經過30多年的快速追趕、從高速增長轉入中高速增長階段后，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沒有改變，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改變，后發優勢仍然是我國保持較快發展的基礎性條件。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發展差距依然很大，人均GDP僅相當于美國的1/8，蘊藏著較大后發優勢。這突出表現在：雖然新增勞動力數量下降，但勞動力總量豐富、成本相對較低，人力資本提升空間較大，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勞動力供給增加較快；物質型生產資源供應緊張，但資金、知識、管理經驗均明顯增加，供應鏈的效率和覆蓋面具有較大優勢；雖然市場空間有所縮小，但在基礎設施、制造業更新投資、居民物質及文化消費提升等方面仍有較大的需求增長空間；制造業內部具有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生產率的潛力，擁有通過模仿創新和應用型創新提高技術水平的空間；培育本土跨國公司，走出國門尋找、發現和整合國際創新資源、提高技術水平的進程尚處于初期階段。

　　后發優勢的存在，意味著我國具備實現擠壓式增長的條件和空間，能夠將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中高速水平。在1978—2012年的35年間，我國GDP年均增長9.8%。在不考慮第三次全國經濟普查GDP上調的情況下，若今明兩年經濟增長分別為7.4%左右和7%左右，則“十二五”期間年均增速可達到7.8%，高于7%的預期目標。“十三五”期間只需保持6.5%的年均增長速度，即可實現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

　　與此同時，進入新常態后，后發優勢的內涵、供給和需求條件發生變化，經濟結構和增長動力等也將相應轉變。從增長動力看，由主要依靠物質資本積累向更多依靠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積累轉變，由主要依靠投資向更多依靠全要素生產率提高轉變；從比較優勢看，由主要依靠初級資源向更多依靠技術、資本、管理等高級資源轉變；從政府角色看，由直接參與經濟活動向注重培育、優化經濟環境轉變。我國經濟正在和即將發生的變化，表明追趕進程將邁向更高階段，既是從高速增長階段向中高速增長階段的轉變，也是從數量擴張型增長階段向質量提升型增長階段的轉變。

　　新常態下面臨的風險和挑戰

　　我國過去30多年的經濟增長符合后發國家追趕進程中資本積累、技術進步、結構變化等方面的一般規律。但是，作為轉軌經濟體，我國經濟發展具有鮮明特色。比如，轉軌經濟的改革紅利助推后發優勢釋放；競爭性地方政府加快追趕進程，但也帶來潛在風險；發展不平衡蘊藏追趕空間，多種增長模式同時共存；超大規模經濟帶來特有的機遇和挑戰等。這些特點的存在，使得我國擠壓式增長的速度可高于歷史上其他后發國家，也導致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后面臨的問題更加復雜。

　　財政金融風險逐步顯露。高速增長階段，由于潛在需求旺盛、資產價格持續上漲，粗放增長模式下的一些矛盾和風險容易被掩蓋和吸收。進入新常態后，伴隨著增速下行和結構調整，原有的風險化解機制難以繼續生效，市場主體行為很難及時做出調整，原來被掩蓋的矛盾和風險就會顯露出來。比如，原先可以盈利的制造業企業可能因為成本上升或需求不足而出現全行業虧損，長期積累的房地產泡沫可能因為需求收縮而破滅，地方的土地財政模式可能難以為繼，等等。這些問題最終都會在財政金融部門暴露。調控得好，可以把風險控制在局部較小的范圍內，逐步化解。而一旦調控失當，局部風險就有可能演化為系統性風險，從而對整體經濟的穩定造成沖擊。

　　新舊增長動力的接續出現斷檔。最近幾年，伴隨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增速下行，關于我國經濟是否會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討論很多。應當看到，與拉美、東南亞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不同，我國增速轉換時期的工業化水平較高、財政金融風險總體可控、出口產品豐富、國內市場規模巨大，出現追趕進程中斷的可能性極低。但是，如果未能有效培育增長新動力，增長潛力不能得到充分釋放，實際經濟表現遠低于潛在增長率水平，也可能出現類似日本上世紀80、90年代“增長性衰退”的狀態。新常態下，培育經濟增長新動力關鍵靠創新，而適宜的創新環境要靠政府來營造。更為重要的是，從全球資源環境狀況來講，我國不可能在因循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范式的情況下實現現代化，而必須通過創新走出一條新型工業化道路。從客觀條件來講，我國人才資源豐富，科研教育基礎扎實，具有巨大創新驅動發展潛力。但長期以來，由于教育體制、人才體制、科研立項、經費管理等方面存在弊端，嚴重制約創新驅動發展。這些問題不解決，新的增長動力就難以形成。

　　宏觀經濟平衡的難度加大。隨著增長速度、動力和經濟結構的變化，宏觀經濟運行呈現與以往不同的特點，調控目標間平衡的難度加大，如果處理不好，將影響到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一是平衡物價和增長的難度加大。高速增長階段，外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較強。但是，加工貿易可以轉移一部分需求帶來的價格上漲壓力，出口高增長對普通居民更加關注的CPI（消費價格指數）的影響較弱。投資對短期物價上漲帶來壓力，但在中長期可以形成生產能力，有利于平抑物價。在過去的10年間，總體看我國經濟實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局面。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長更多依靠消費拉動。消費快速擴張，經濟增長才能提速，但物價上漲的壓力也會隨之加大。二是平衡收入增長和GDP增長的難度加大。高速增長階段，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轉移帶動勞動效率大幅提高，勞動者收入增長速度加快。過去10年，農村居民人均實際收入提高是推動城鄉居民整體收入增長的主要力量。進入新常態，結構調整效應減弱，農村居民收入增長速度將放緩，不利于整體收入增長。另一方面，勞動報酬占比提高會擠壓企業利潤和投資能力，影響經濟增長速度。三是平衡就業和提高生產效率的矛盾加大。今年，我國已超越日本成為機器人采購量最大的國家。隨著“機器換人”的快速推進，制造業領域大量工人將不得不謀求新的崗位。房地產行業在過去10年間保持了超過20%的增速，隨著其增速趨勢性下降，房地產領域的大量建筑工人也面臨尋找新工作崗位的壓力。與以往不同的是，未來更多崗位將出現在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領域。這與工業內部崗位轉移不同，勞動力崗位轉換的難度加大。

　　影響社會穩定的因素增加。國際經驗表明，當經濟發展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后，不僅經濟問題會更加復雜，政治、社會問題也會更加突出。這是因為，發展初期社會面臨的主要矛盾是解決溫飽問題，增長成為解決矛盾的主要途徑。而當溫飽問題基本解決之后，人們就會對公平、正義提出更高要求，相應的政治訴求也會不斷增加。過去長期存在但并不突出的收入差距問題、腐敗問題、環境問題、食品安全問題、社會信用缺失問題等，都有可能成為引發社會動蕩的誘因。一旦社會穩定局面不能得到有效維持，追趕進程就會中斷，增長就會受到較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