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侖：政府看得見的這只手要弱化 逐漸隱形化
中國目前在這樣一個轉型中，前30年的改革我們邊破邊立，以破為主，把計劃體制、非市場的東西統統去掉。今后30年應該是以立為主，主要是創造新的制度，這個挑戰比破還大，因為到底新的制度以什么為藍本？所謂頂層設計，這個分歧會很大：對未來的預期不一樣，設計的制度也會很不一樣；對中國未來發展的目標定位不一樣，我們整個頂層設計就不一樣。
立的難處在于不同的價值觀、意識形態、社會發展目標、執政黨的理想、理念，以及不同的解決沖突的方法，這導致在立的方面有很多岔路，其中會有很多機會，也會有很多陷阱。
我們希望進入一個法治、民主的軌道，民主和法治的軌道就是會場的軌道，所有事在會場解決，不是在戰場、廣場上解決，這個會叫人民代表大會，叫國務院辦公會，叫聽證會，叫咨詢會、論證會，不管叫什么會，總之在會場解決。
中國政府與西方國家政府的重要差別在于，我們的政府承擔經濟發展職能，其它國家的政府大部分做的是公共服務，在公共服務中讓民間的企業家和企業成為經濟成長的主角。
大政府究竟是優勢還是劣勢？應該說從經濟的快速成長角度來看，特別是有改革和經濟發展雙重任務的時候是好的，能迅速集中力量，把基礎設施工作做好。但是在這個任務完成之后，它的角色要改，逐步地轉到我們叫做純粹的服務型政府，要把看得見的這只手弱化，逐漸隱形化。
政府職能的轉變有幾件事情很重要：第一，央企的利潤要百分之百交給財政，這樣的話央企就知道它的角色是公共服務，它的責任是承擔全社會的事兒；第二，央企要變成普通企業，所謂普通企業，除了資產紐帶關系不一樣以外，它在市場面上跟其它企業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政府面向所有企業提供公共服務，而央企在市場上并無特殊性。政府的公共服務要去研究怎么制造更好的市場環境，怎么去鼓勵更多人創新。比如從360周鴻祎講的微創新，到張近東也在講顛覆，包括我們講立體城市，都是企業家在講，越多的企業家去琢磨這個事兒，而不是琢磨別的事兒，就說明政府工作到位了。現在有時候有點兒錯位，為什么呢？就是因為彼此都過界，政府在想企業做的事，企業在想政府該做的事。
現在央企只上繳其利潤的15%，剩下的85%變成央企利益集團自我循環了，這都是要處理的問題。假如說央企稅后利潤，全部納入公共財政，然后由財政統一分配給教育、醫療等等，那我們每個人每年都能從國企得到分紅。目前國企壟斷了大部分賺錢的資源，占用70%的信貸資源，而民企創造80%的就業、60%的GDP、50%的稅收、65%的公益捐款，才占了30%的信貸資源。
新加坡整個國家的發展政策、方向很清楚，就是“社會主義目標、資本主義手段”。
社會主義核心是在財富和未來的發展當中實現公平，而這個公平是照顧到多數人的，社會主義不牽扯到效率。用資本主義的手段達到社會主義的目標，新加坡就做得很好。新加坡沒有養老，沒有退休保險，沒有最低生活保障，沒有最低工資，當這些都沒有的時候你會怎么辦？完全拼命工作，所以新加坡每個人覺得都要勞動，只有勞動創造財富、創造產品為他人而服務，在勞動的過程中你才能享受公平結果。
不用擔心老無所依。新加坡每個人都有個公積金賬戶，里面有三樣東西：第一有現金，第二有股票，當新加坡電信上市的時候每個人都能分到點兒股票；第三，還有其它一些投資收益。
在中國，現在政府承擔了太多經濟發展的職能，一方面傷害到了市場，另一方面對于公平這件事情就忽視了。結果忽略了財富的生產過程是不是機會均等，生產的財產是不是很好地公平分配，政府總是在生產過程中希望公平卻抑制了市場經濟。我認為，新加坡模式是可以去探索和實踐的。
一個政黨不保持先進性，不密切聯系群眾，不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失去了執政合法性，失去了執政的民意基礎，最終一定垮臺。這就是最近習近平總書記不斷反復講的“腐敗要亡黨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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