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專家稱64.14歲為退休最優年齡
人社部：對延遲退休將慎重決策
記者 李唐寧 實習生 唐燕飛 北京報道
延遲退休似乎勢在必行，但關于退休年齡的每次表態都會引發熱議。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新聞發言人尹成基7月25日在回答《經濟參考報》記者關于延遲退休年齡的問題時表示，關于退休政策，人社部仍然在關注專家和社會各方面的意見，將認真研究，充分論證，慎重決策。
隨著人口老齡化加速，政府主管部門提出提高法定退休年齡的改革意向，當屬意料之中。近期有專家通過測算得出，對于不同的就業群體而言，最優退休年齡差異很大，但對城鎮就業人員整體而言，最優退休年齡為64.14歲。專家認為，在延遲退休的大背景下，分析不同群體的退休年齡選擇，并針對每個階層設計相應的法定退休年齡，是我國調整法定退休年齡的一個政策選項。
測算 64.14歲退休最優？
“作為一項重要的、關系每個人切身利益的重大政策，一定要充分聽取各方面意見，認真研究，充分論證，慎重決策。”尹成基表示，延遲退休政策關系到我國人口結構、代際關系以及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情況、總體就業狀況、職工和居民收入狀況等，要綜合考慮這些因素來選擇政策實施的時機。
事實上，隨著政府主管部門不斷透露提高法定退休年齡的改革意向，學術界對延長退休的研究也在持續進行。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保障實驗室日前的一份工作論文提出，經過數學模型計算發現，雖然不同就業群體最優退休年齡差異很大，但對城鎮就業人員整體而言，最優退休年齡為64.14歲，這個數值可以作為我國調整標準退休年齡的參考值。
這一觀點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保障實驗室特約研究員孫永勇等人提出。具體而言，最佳退休年齡與參加工作年齡、退休年齡、死亡年齡、名義利率、退休前死亡概率、個人效用之間存在函數關系。假設每個勞動者都在個人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選擇適合自己的退休年齡，就可以計算出相應的退休年齡區間。
根據公開數據推算，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預期壽命將達到78.64歲。經過加權可以得到2010年城鎮就業人員平均參加工作年齡大約為18歲。名義利率假設為4.41%。通過模型計算可知，在個人效用最大值處，退休年齡與參加工作年齡、死亡年齡、名義利率之間的函數關系，將上述三個數據代入到公式中計算，得出最優退休年齡為64.14歲。
目前，我國現行法定退休年齡一般為60歲，明顯低于這一模型計算的一般狀態下的大多群體的最優退休年齡。這表明，延遲退休年齡似乎應該成為一種趨勢。“對于不同群體而言，最優退休年齡差異很大。不過，即使剔除這一因素，也可以從這個角度證明我國目前應該把法定標準退休年齡提高到64歲，并在將來進一步提高到65歲。”孫永勇表示。
立場 不同群體間態度差異明顯
值得注意的是，整個社會對退休年齡的看法與選擇呈現出明顯的社會分層特征，即不同的社會群體的立場和選擇存在顯著差異。
上述論文將城鎮就業人員大致劃分為“權力階層、技術階層和一般階層”。一般階層指的是處于社會中下層的群體，沒有良好的技術或專門知識，主要依靠簡單勞動獲得較低的勞動報酬，受就業能力和工作風險所限，如果養老保障制度能夠提供不錯的養老金待遇，這部分人群一般會選擇較早退休。技術階層指的是自身掌握有專門知識或技術的人群，比如醫務人員、工程師等等。這個群體大多也會選擇較早退休，因為只要身體健康，收益最大化的一個可能選擇是一邊領取退休金，一邊再找一份工作獲取工資收入。權力階層指的是掌握資源，能夠制定政策或者具有一定的決策權的人群。考慮到權力、收入和聲望等因素，這部分人群支持延遲退休也就在情理之中。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宋曉梧表示，中國規定女性干部55歲要退休，如果從二十多歲開始工作算，工作了三十年后即告退休。“可人生后半程還有三十年，這三十年里不工作也是讓人很難受的。”
但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所秘書長唐鈞認為，制定延遲退休政策不能簡單地跟歐美國家比較，“因為階層結構不一樣。歐美社會以白領為主。當今中國的階層結構正好相反，70%是藍領，只有20%多一點是白領。這就意味著，在中國大多數人是反對推遲退休年齡的。”唐鈞說：“在當今中國，女的到40歲以上，男的到50歲以上，大多數人就找不到穩定的工作了。再推遲到65歲難以接受。”
影響 延遲退休是把雙刃劍
事實上，處于不同背景下的社會大眾會基于各自利益對這一改革持有截然不同的立場。即使是在學術界，對這個問題也有不同的聲音。
首先，提高法定退休年齡被認為是緩解養老金困境的主要方案。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鄭秉文認為，在現收現付的養老金制度里替代率、繳費率和退休年齡這三個可變量中，延長退休年齡是彌補養老金缺口的最佳辦法。我國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齡偏低，威脅到制度長期的財務可持續性和支付能力，需要提高法定退休年齡來對我國養老金制度中的各項參數進行調整。鄭秉文測算，我國退休年齡每延遲一年，養老統籌基金可增長40億元，減支160億元，減緩基金缺口200億元。
不過，從實踐情況來看，延遲退休的效果未必會如預期般樂觀。2010年10月，上海市參加城鎮養老保險的企業職工可以柔性延遲退休年齡。雖然三年來上海一直沒有公布過對延遲退休政策效果的評估，但上海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的征繳收入一直低于支出卻是事實。根據復旦大學就業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研究團隊的測算，養老金缺口逐年擴大態勢明顯，包括繳納率、在戶籍和外來人口中的覆蓋率等現有狀況不變的情況下，到2020年，上海可能會面臨831億元的養老金缺口。
在反對延遲退休的呼聲中，政策實施對就業形成的壓力是最大的擔心。有專家認為，提高法定退休年齡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比較嚴重，“因為大學生的就業取向主要偏向于正規部門，延遲退休年齡會導致正規部門人員更新變慢，大學生進入正規部門系統會很難。”
其次，我國當前還處在人口紅利時期，活躍的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讓這些處于黃金時期的勞動力就業對社會經濟發展有巨大推動作用，延遲退休年齡會將這種勞動力的優勢轉化為一種就業負擔，對中國經濟的發展不利。
而這一問題在我國經濟正處于減速下行的背景下尤其明顯。多家研究機構估算，GDP每下降1個百分點，減少就業大約在100萬人，然而我國經濟增速已經從10%左右下降到7%左右，意味著每年將減少就業300萬人左右：“一邊是經濟增速下滑，一邊是延遲退休，等于每年將吃掉900萬人口的就業崗位。”
建議 退休制度不要“一刀切”
雖然目前主張延遲退休的觀點與反對聲音形成了對比甚至碰撞，但隨著人口老齡化加速，政府主管部門提出提高法定退休年齡的改革意向當屬意料之中。對此有專家指出，在延遲退休這個大背景下，要考慮提高退休年齡對不同人群的影響，明確政府在制度轉型過程中的責任，根據不同社會階層對退休年齡的選擇制定一套彈性退休政策，解決好不同群體的公平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員蔡昉表示，退休制度不要“一刀切”，應該充分利用一部分高技能、高素質人員的人力資本存量，同時，也要保護受教育不夠的普通勞動者。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鄭功成也提出，延遲退休年齡應盡可能兼顧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并與勞動力的供求變化、社會保險制度的完善以及相關就業政策、收入分配改革協同推進；小步漸進地延遲退休年齡再加上彈性退休制恐怕是比較理性的解決方案。
孫永勇提出，不同社會群體基于個人效用最大化對退休年齡有不同的選擇和意愿，因此有必要針對各個階層、根據具體實際情況設計出相應的法定退休年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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