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走出危機僵局需要設計新的激勵機制
周小川：走出危機僵局需要設計新的激勵機制
——在中國金融40人論壇上的講話
一、應對危機的政策選擇
在今年4月剛剛結束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春季例會中，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提到了當前世界經濟中存在著三個因素之間的惡性循環：一是緩慢的經濟增長；二是許多國家需要進行財政整頓，而財政整頓又被認為可能阻礙增長；三是本應向實體經濟注入資金、幫助恢復經濟增長的銀行業正面臨困境，因而缺乏向經濟提供信貸擴張的能力。
在這種情況下，基金組織提出的建議是在中期內進行財政整頓，但不要在短期內過度緊縮。這一說法和2011年8月美國債務上限問題期間美國政府的表態十分類似。但歐洲方面卻提出不同意見，認為應立刻采取整頓措施，否則將無法取信于市場。有這樣一個笑話：兩個正在減肥的人進了一家快餐館，A只點了沙拉和水，B卻點了雙份的巨無霸漢堡、可樂和薯條。A對B的做法十分好奇，問道：“你不是正在減肥嗎？”B卻回答道：“沒關系，不是從今天開始，但我有一份可信的中期減肥計劃！”意思是，如果不從現在就開始整頓，有誰會相信所謂中期整頓計劃是可信的？
一些經濟學家和中央銀行家們認為，存在一種政策組合可以解決這種矛盾，即在實施財政整頓的同時采取擴張的貨幣政策。中央銀行可以向經濟注入流動性，將利率降至零并采取量化寬松政策。但這里的一個問題是，銀行的行為可能會背離政策制定者的預期。這是因為銀行面臨著四大問題：一是銀行資產質量問題，為此銀行忙于修復資產負債表。二是巴塞爾協議Ⅲ的實施導致資本充足率要求上升，銀行缺乏足夠的資本支持信貸擴張。三是監管措施在危機期間加劇了收緊。監管政策應是逆周期的，但事實上經常出現順周期的情況。四是融資問題，銀行間市場和債券市場受危機影響都很不活躍，限制了銀行的融資能力，例如歐元區的跨國銀行間市場就出現了嚴重的不活躍。
二、金融部門行為及應對激勵
在這種惡性循環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能夠做些什么呢？這種情況讓我們想到亞洲金融危機。當時，中國也存在經濟增長緩慢、通貨緊縮、銀行“技術性破產”等現象。人民銀行對當時的情況進行了回顧，一種可能的解決辦法是引入對金融機構的激勵機制。傳統上，央行貨幣政策的數學模型中不考慮金融部門的行為。這些模型中包含了央行、企業、居民部門，但卻沒有金融市場和銀行部門。部分原因是人們簡單地認為貨幣政策能夠通過銀行體系自動且順暢地傳導至實體經濟的企業和居民部門。但是，美國采取了量化寬松政策后，卻發現銀行部門沒有充分響應，歐洲也出現了這種狀況。這就說明應重新考慮貨幣政策傳導問題，將金融部門行為納入到央行的貨幣政策模型中去。
當我們談到中央銀行向實體經濟提供激勵和負向激勵時，也應該思考央行和其他監管當局是否有激勵機制來引導商業銀行。事實上，我們比較缺乏這種激勵機制。那么我們能做的是什么呢？首先想到的是管理利差。
在2000年初，中國的大型銀行面臨重組，正在修復資產負債表并尋求更多資本，有可能影響其積極發揮資金媒介的作用，而且銀行還過于擔憂自身的資產質量。那時人們認識到管理利差的重要性，因為一定的利差可以激勵銀行在清理自身的同時也能將資金貸出。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還通過剝離部分銀行不良資產來幫助銀行減少這種擔憂，剝離比大量提供流動性更為有效，正如中國政府在上世紀90年代末和本世紀初所做的那樣。從這里可以看到，如果能夠把銀行的行為納入到宏觀經濟模型中，就可能有辦法更好地促進銀行體系的逆周期響應，激勵銀行更好地放貸。
如果我們分析銀行的行為，會發現監管當局可以對銀行進行激勵。當需要加強這種調節時，監管者有時甚至可以直接約談銀行。但這里也存在一種不對稱的現象，這種做法在收緊監管政策時頗為有用，但是在推動銀行放貸時就不那么有用了。例如，在這次金融危機爆發后，美國財政部和美聯儲召集一些大銀行家開會，試圖動員他們積極參與應對，但效果并不理想。危機期間銀行有兩方面表現，一是規避風險，二是囤積現金。而之所以會囤積現金，是與零利率政策導致持有現金的成本過低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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