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經撰稿人葉檀：中世紀晚期歐洲市場如何崛起
任何經濟改革，如果不能進入核心的信用定價與尋租領域，所謂的市場改革就是鏡花水月。
兩則貌似不相關的信息，警示市場改革的艱難：一是中國新聞網6月10日報道，備受關注的溫州市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成立僅1個多月，在該中心登記的借貸需求意向已有636筆，供需資金總額約14.5億元；廣州不甘落后，廣州越秀區發改局副局長廖檢文向《南方都市報》表示，旨在探索民間借貸定價機制的廣州“民間金融街”，將在本月26日中國（廣州）國際金融交易·博覽會開幕當天揭牌。二是在同一天，關于煙臺蘋果藥袋事件繼續發酵，農業部以專業面貌出現，稱據聯合國糧農組織2000年的統計，發達國家單位面積農藥使用量是發展中國家的1.5至2.5倍，我國農產品農藥殘留現狀是，近年不斷好轉、總體現狀較好、但仍存在隱患。
前者旨在建立中國民間借貸平臺，通過信貸利率指數，向市場發出價格信號；而農業部的解釋所遭遇的不屑，顯示上下的不信根深蒂固，任何一個互不信任的市場，交易成本都能高到天上去。這是市場經濟的命門，以鄰為壑無法達到效率最優，表面看來是市場經濟，其實每個地區都是一個個大而全的諸侯經濟。尋租與信用不彰，是市場經濟的兩塊絆腳石。尋租市場不可能有信用，有信用的市場尋租必然受到抑制。中世紀晚期歐洲的市場經濟發展史可供佐證。
1688年之后，英國公債利率下降，期間英國公債規模急速上升，到1720年公債規模是1688年的50倍，但同期名義利率卻從10%下降到4%。新制度經濟學派認為，這是議會制度結出的善之果。英國的議會確立了對稅收的主權、獲得了對政府收支進行審計的權力、鉗制國王特權后，1689年的權利宣言宣告了對財產權的保護，金融市場信用風險大降，帶動市場利率大幅下降。
這只是金融故事的一個側面，而金融市場的發展是多角度的，任何信用的建立都是強制性力量制約下的結果，不能指望一個既得利益階層在政權穩固的情況下，會自發地道德發現，建立起約束自己的風險控制體系。
如果金融信用無法保障，以最可靠的資產擔保成為促進借貸唯一可行的辦法。晚清時期借款都以海關稅或者鹽稅作保，而目前我國主要以房地產等作為質押擔保品，原因就在于此，這與中世紀晚期歐洲王國的稅收擔保如出一轍。而低利率資金向大型企業的單向輸送、以地方政府財政隱性擔保作為地方重點企業借貸的潛在信用體系，也許以稅收、基金擔保相同，只不過，我國地方政府的稅收擔保不受到法律保護。
在歐洲大陸中世紀晚期紡織業、市集的發展過程中，君主特權與城市貴族特權之間的互相制約引人關注。城市特權階層對于行業、稅收的控制被試圖擴張的君主粉碎；而君主們一統天下、壟斷利權的美夢，被城市精英與各地蓬勃興起的貿易中心敲醒。
無論是君主制還是共和制，對于市場經濟的發展而言并不重要，所有的權力都有壟斷利權的趨勢。因此，在市場發展過程中平衡壟斷權力至關重要，而對平衡壟斷的力量與勢均力敵的反對派、法律、議會、稅收權、公共財政密不可分。尋租減少交易成本下降，歐洲的原始狀態的紡織業、技術革新等也就隨之而興。
我國正在尋求建立公平的市場體制，目標是建立信用、抑制尋租，平衡的力量只能來自外部，即壟斷經濟體之外的政府、獨立的第三方以及協會等自治組織。從這個角度來說，建立小貸公司協會等民間自律組織，建立第三方的檢測機構，建立信用評估體系，并非可有可無，而是平衡不同利益的、市場化的關鍵步驟。在體制內以壟斷體系之手斷壟斷企業利益之根，是個笑話，當不得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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