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庭賓：對伊朗戰爭或是美元最后豪賭
正當更多的人相信美國經濟正在復蘇的時候，美國迎來了令人失望的3月就業報告：增長僅12萬人，而預期是21萬人。
這似乎印證了此前對于美國失業率下降到8.2%的質疑，其中一個分析是，更多的人放棄了找工作(分母減小)，而不是找到了工作。對此，道瓊斯指數下跌了140點，美元跌、商品漲、黃金漲。而曾因伯南克暗示美國經濟復蘇繼續而下降的QE3預期再次上升。
這令人再次疑慮美國問題之深，金融危機之后，為救市，美聯儲不僅將基準利率降低到了0~0.25%(實際負利率)，已經推出QE1為1.7萬億美元(一說實際為7.7萬億美元)，QE2為6000億美元，扭轉操作6000億美元。每一次都讓經濟似乎復蘇，但刺激政策一撤出，又再次面對衰退風險。而3年多來，失業率一直低迷，樓市價格仍然繼續走低。
現在，再猜測美國失業率下降的真假，以及QE3是否、何時推出，玩這種猜謎游戲并不有趣，容易使人迷失在細節中。對于更加動蕩和迷茫的2012年，更需要一種俯視的戰略眼光，洞察迷局，把握未來。
倘若以這種戰略眼光看來，當前世界經濟的真正隱患所在，不是媒體熱炒的歐洲債務危機，而在美國和中國。
歐洲問題相對簡單
在筆者看來，歐洲的問題相對簡單，其很少股市泡沫、樓市泡沫與金融衍生品泡沫，它的主要問題在南歐，由于溫暖氣候和高福利，民眾比較懶散，創造的財富無法支持國民保障，財政赤字不斷增加，累積為政府債務危機。當類似希臘的主權債違約后，造成購買了違約國主權債的商業銀行的債務危機。2010年4月，希臘主權債危機第一次爆發時，歐洲金融精英們未足夠重視，現在他們再也不會忽視了。
歐洲金融官員們聰明地采取了LTRO——歐洲央行對商業銀行的長期再融資，已經通過兩輪借了1.018萬億歐元給了商業銀行；利率為1%。當西班牙、意大利等國主權債收益率高企時，它們就買入國債。商業銀行獲得利差作為利潤；主權債利率也被壓下來，債務國利息支出減少；最妙的是，美國評級公司不能給歐洲央行降級。
誠然，拯救希臘和LTRO1-2都是治標。更重要的是，歐洲在真正地解決問題——降低福利，裁公務員，延長勞動時間等。如果歐洲的政治家們能夠頂住壓力，堅持下去，整個歐洲恢復財政平衡并非不可能。屆時歐洲的問題自然解決。
美國產業空心化的后果
比較而言，美國的問題要復雜嚴重得多。美國的問題有這樣幾個層面：1.嚴重的金融虛擬泡沫，特別是金融衍生品泡沫，現在高達700萬億美元；2.產業空心化；3.對外戰爭和高福利導致政府債臺高筑；4.美元受到歐元的挑戰。無法繼續有效洗牌——以美元優勢洗掉別國的真實財富。
這一系列的問題都緣于1971年美元脫鉤黃金——將魔鬼從瓶中放出來，美國虛擬金融不斷加速膨脹，美聯儲不斷濫發基礎貨幣，金融機構不斷擴大貨幣乘數，最終在2006年制造了約100萬億美元的資產證券化和600萬億美元的金融衍生品。
美元脫鉤黃金的最大惡果是，上世紀70年代以來，華爾街空前加速繁榮，工資越來越高，將工程師遠遠甩在后面，頂尖人才迅速由制造業向金融業轉移，美國制造業盛極而衰。
現在很多人以蘋果為例，繼續推崇美國神話，其實這是一葉障目。航空工業對于美國制造業更具戰略意義，卻相對衰退嚴重。在70年代，美國波音公司連續推出波音747、757、767三種機型。然而，近20年來僅推了一個787的新機型，還一再延期。70年代美國推出了絕對領先的航天飛機，而今，航天飛機已完全退出歷史舞臺，不要說升級，連替代品都沒有。美國在軍用機上也是如此，美國空軍的第四代主戰飛機F-35，從1996年開始招標至今，一直難以定型量產，單機價格也由最初計劃的6500萬美元上升到現在的1.53億美元。
當最優秀年輕人被從波音吸引到華爾街的時候，美國制造業領先優勢逐漸喪失，加之歐洲、日本、中國等國不斷進步，制造業在美國無利可圖，向外轉移在所難免。產業空心化使得美國自身創造的真實財富下降，失業大量增加，不得不加大社保投入，政府債務不斷攀升。
當美國內部不能財政收支平衡，于是利用美元作為全球唯一交易和儲備貨幣的優勢，通過華爾街制造的真實財富含量很低的資產證券和金融衍生品，去交換其他國家真實的物質財富；同時，通過美元的擴張和收縮周期，在對沖基金的配合下，在其他國家制造金融危機，如墨西哥危機、阿根廷危機、日本金融危機、亞洲金融危機等，洗劫他國財富，獲得平衡。
然而，1999年歐元的誕生，使得美國通過美元外部洗劫成本大大增加；2008年金融危機，使得美國出口資產證券和金融衍生品回收美元無以為繼。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來，美國的種種救市措施，主要在維系資產證券和金融衍生品泡沫不破滅，特別是高達300萬億美元規模的利率衍生品不破滅，采取的措施是將基準利率壓低到0~0.25%，搞QE和扭轉操作壓低國債收益率，降低利率衍生品持有成本。同時又想盡可能避免美元貶值，避免危及上百萬億規模的匯率衍生品泡沫的破滅。
出路是再工業化
美國真正解決問題的出路是再工業化，這必須要做這幾件事：1.極大地降低華爾街的收入，限制華爾街業務，但奧巴馬在2010年的金融改革法案已經徹底失敗，2009~2010年華爾街收入連續創出新高；2.降低政府開支，特別是削減軍費，然美國為遏制中國，軍費很難削減；3.削減福利，降低工資，從而使美國制造獲得競爭力，但是美國人好日子過慣了，很難改變。奧巴馬政府還要增加醫療保障人群。
在內部改革受阻的情況下，美國在對外輸出風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1.美國的金融戰略進攻力量對歐元連續性攻擊；2.包括利比亞戰爭在內的動蕩讓中東石油美元流入美國；3.伊朗沖突尖銳化，為空襲伊朗，間接打擊中國積極準備。
美國這種對外風險輸出越來越明顯，也必然遭到越來越大的反彈，先是中俄聯手，在敘利亞和伊朗問題上寸土必爭；最近，金磚五國明確反對對伊朗動武和石油禁運。
如果美國對伊朗動武，這是美國對外輸出風險，也是美元捍衛國際交易和儲備貨幣的最后一次豪賭，即用美元的最后實力——軍事霸權來輸出風險。但其自身風險也是巨大的——一旦伊朗的反擊使美軍損失較大，特別是空軍損失較大，會動搖世人對美元的最后信心，甚至引發美元的系統性崩潰。
一言以蔽之，美國的資產證券泡沫和金融衍生品泡沫不解決，世界性危機就不可能真正解決，甚至還會進一步升級惡化。
與美國相比，中國的問題也不小，解決起來也相當難。因本文篇幅有限，將另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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