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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經歷了19世紀的苦難與動亂之后，20世紀的中國進入到一個革命的時代，一個波瀾迭起的革命時代。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國民黨政府先后被革命浪潮所掀翻，退出歷史舞臺。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才出現穩定局面，由此走上了穩步發展的道路。

　　革命總是要付出代價的。回首百年，有人感嘆，如果走代價較小的改良之路該有多好，遂有“告別革命”之說，亦有提倡“回到康有為”“回到孔孟道統”等等說法。然而，歷史選擇并非由一個理想化的愿望所決定，任何事后的討論都應該回歸歷史現場，觀察其發生的原因、進程及其影響，而不應脫離具體時空作臆測與推理。

　　革命不是人為的任意選擇

　　一般而言，在社會轉型過程中，改良總是比革命付出的代價要小得多。因此，選擇改良、避免暴力對抗為一般常情。然而，古今中外的歷史表明，革命與改良的發生皆有其深刻的社會原因，并不取決于個人或群體的良好愿望。當社會矛盾尖銳到改良不足以應對時，革命便不可避免地發生了。當社會矛盾相對緩和之時，革命又絕非任何好事者所能煽動。

　　20世紀中國革命思潮的興起與發展，并成為一波波不可阻遏的洪流，并不是中國人有激進的偏好，也不是少數人鼓動所致，而是由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所面臨的危機所觸發的。鴉片戰爭之后，中國逐漸陸沉，國際地位一落千丈。外不能抵抗強敵，內不能維持民生，國家與民族面臨嚴重危機。

　　歷史是給了改良機會的。從“中體西用”的洋務運動，到曇花一現的百日維新，再到辛丑之恥后的清末新政，清朝統治者先后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自救運動，試圖通過局部的改良來挽救將傾之大廈。客觀地說，清末十年的改良不能說毫無成就。然而，清政府的改良和社會期待落差巨大。清政府期望通過細枝末葉的改良，將無所不包的君權法制化，為專制君權披上現代的外衣。1908年8月頒布的《欽定憲法大綱》賦予了皇帝極大權力。1911年5月“皇族內閣”的出臺，則向社會公開了清廷皇族的集權之心，使人們對預備立憲的前途喪失信心。

　　清政府阻塞了改良之路，使社會普遍彌漫著革命情緒，只是等待著有人出來登高一呼。辛亥之年，武昌首義，各地紛紛揭竿而起。數月之間，江山易色。短短的4個月中，并沒有經過特別重大的戰役，清廷退出了歷史舞臺。可見，清廷的統治根基早已松散，革命已是民心所向。

　　然而，辛亥革命雖然趕走了皇帝，卻未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國家依然處于虛弱和無序狀態。在國際上，從日本提出“二十一條”，逼簽屈辱的“民四條約”，到一戰后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以戰勝國的身份而未能從戰敗國德國手中收回膠州灣，中國依然是一個被人欺侮的國家。國內則是政爭不斷，連年軍閥混戰，政局動蕩不安，百姓苦不堪言。于是，國民革命興起。“打倒列強，除軍閥”這兩大口號，反映了社會外爭主權、內爭民權的兩大訴求。在國共聯手的北伐戰場上，國民革命軍摧枯拉朽般地把曾經貌似強大的北洋軍隊擊垮。

　　然而，在北伐戰爭尚未成功之時，國民黨便發起“清黨”運動，將昔日的盟友推向血泊之中。國民黨掌權后，依然未能解決內外危機，并迅速蛻化為特權階層。中國共產黨繼續舉起革命旗幟，代表最廣大人口的工農，以工農革命相號召，經過20余年的艱苦奮斗，終于在1949年建立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簡而言之，20世紀上半葉的這三場革命，皆有其發生的社會基礎。民族危機與社會危機日益加深，實為造就革命之因。非革命難以救亡圖存，非革命難以改造社會，首先成為中國社會先進分子的意識，并進而成為普通民眾的共同意識。我們看到，革命的推力大大加快了近代中國的進程。辛亥革命一舉終結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成功，建立了一個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社會，使中國走上富強之路成為可能。

　　近代中國革命的發生，是在社會危機狀態下，人們對民族平等的追求，對社會公平正義的追求。人們向往著一個沒有屈辱、沒有戰爭的平等的新社會。在這一追求過程中，由于中外反動勢力的強大，中國人民付出了重大代價。然而，作為處于和平時代的，在相當程度上分享著革命成果的后人，對于前人的追求和選擇，難道我們可以作脫離歷史實際的苛責嗎？

　　革命與改良并非截然對立

　　事實上，近代社會的許多革命者，包括那些革命領袖們，并不是天然的革命者，他們并非從一開始就主張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來改變社會，許多人曾經歷了一個從主張改良到倡導革命的變化過程。辛亥革命的領袖孫中山如此，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也是如此。1894年，孫中山曾前往天津，向直隸總督李鴻章上書改革主張，但他未能見到李鴻章。甲午戰敗打破了他對清廷改革的幻想，從此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毛澤東早年也曾景仰過康有為梁啟超的改良主義，新文化運動時期曾對新村主義、無政府主義、工讀主義產生過很大興趣，提倡過和平革命。中國社會改良無望的現實，促使他轉向革命道路。

　　我們看到，在近代中國，革命與改良，既有路徑分歧的一面，又有互為促進和聲援的另一面。清末，盡管革命派與改良派爭吵不斷，但兩者有相通之處，都主張擴大民權，要在中國建立起近代民主政體。兩者并不是完全背道而馳的選擇，在全局上存在互動互利關系。革命派與改良派之間的論戰，使民主思想前所未有地普及開來。立憲派主導的國會請愿活動和收回利權運動為辛亥革命創造了有利條件。革命黨人也對國會請愿運動和收回利權運動給予了聲援和支持。研究表明，辛亥革命迅速獲得成功，各省立憲派的支持功不可沒。

　　同樣，在推翻國民黨統治的過程中，持改良主張的中間勢力也曾發揮了重要作用。抗戰后期，在國民黨統治區，爆發了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矛頭直指國民黨的專制獨裁，國統區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階層廣泛參與。運動的蓬勃發展，使國民黨專制統治的理論基礎與社會基礎出現崩塌，繼續維持專制統治的合法性廣受質疑。中國共產黨對于這一運動給予了高度肯定，并適時提出了建立聯合政府的方案，將民主訴求導向實施階段。解放戰爭后期，當中國共產黨提出新的民主協商制度時，各民主黨派積極響應，社會各階層對于一個人民將要當家作主的新社會充滿期待。

　　革命與改良取決于不同的歷史情境

　　如前所述，革命與改良皆是推動社會前進的選項。一個國家在一定的歷史時段內，是采取革命的方式，還是采取改良的方式，取決于這一國家在這一時期的基本國情。

　　馬克思是公認的革命家，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導師，他在《共產黨宣言》中曾公開宣布，“他們（無產者）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然而，馬克思并不是一般地反對改良。他認為，在那些階級矛盾尚未激化的國家，工人階級有可能通過和平的而不是暴力革命的方式走向社會主義。馬克思1872年在阿姆斯特丹群眾大會上曾說道：“我們知道，必須考慮到各國的制度、風俗和傳統；我們也不否認，有些國家……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達到自己的目的。”馬克思在指出無產階級可以通過和平手段實現社會變革的同時，也指出了這一和平路徑的前提：“只有當該社會中掌握政權的那些人不用暴力方法來阻礙歷史發展的時候，歷史發展才可能是‘和平的’。”

　　顯然，改良能否順利推進并取得成功，需有其必備的社會環境。它取決于社會矛盾是否尖銳，社會各階層是否愿意妥協以避免發生激烈沖突，尤其是統治階層是否愿意作出妥協等一系列因素。歷史表明，在近代中國，舊秩序的頑強抵抗，帝國主義列強的壓迫，使得新秩序難以經由和平的穩定的方式產生，人們只有通過革命來尋求建立新的秩序。近年來，出現了對慈禧太后、李鴻章、袁世凱以及蔣介石的改革與妥協誠意任意拔高的傾向，這導致了對改良成功的可能性過于樂觀的估計，嚴重偏離了真實的歷史。

　　在對革命的質疑中，一個常見的理由是革命帶來了動蕩和混亂，認為辛亥革命雖推翻了皇帝，卻帶來了北洋時期的軍閥混戰與社會動蕩。必須指出，重建新秩序的革命并不必然導致混亂。將民國初年的混亂歸因于革命，這一直線型的因果結論并不成立。仔細觀察，民國初期出現軍事強人勢力的潛因在晚清已經養成，其割據正是舊勢力舊傳統在新社會的變異與表演，它恰恰與共和制度與共和精神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辛亥革命不是搞糟了，而是何等的必要，革命的任務又是何等的艱巨。掃除數千年封建專制的有形和無形的影響，正是辛亥革命的目標之一。

　　革命和改良皆有其必備的條件。離開主客觀條件，一味主張改良，或一味主張革命，都是不可取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大地上出現了一場以“革命”名義進行的運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社會為此付出了沉重代價。必須指出，這場運動絕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我們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之稱為“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毅然帶領黨和國家走出誤區，以改革求發展，中國社會重新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

　　革命與改良之爭，交織于中國近代史。客觀理智地反思近代以來的革命與改良，不僅對于正確認識中國近代史極為重要，對于中國社會今后的發展走向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作者：王建朗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光明日報》（ 2017年02月1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