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從嚴治黨是十八大以來我們黨深刻總結治國理政、管黨治黨的經驗和教訓，準確研判黨面臨的危險和挑戰而提出來的。廣大群眾從一件件反腐大案查處中感受到黨中央鐵腕反腐的巨大力量，感受到釋放正風反腐永在路上、管黨治黨務必從嚴的強烈信號。

　　全面從嚴治黨的反腐邏輯

　　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指出：“我們黨作為執政黨，面臨的最大威肋就是腐敗。”為清除腐敗這個最大威肋，黨中央始終保持懲治腐敗高壓態勢，既堅決查處大案要案，又著力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無論是“打虎”、“拍蠅”還是狠糾“四風”，都讓很多人直呼“想不到”。這充分證明，正風反腐是黨心所向、民心所向。

　　全面從嚴治黨話語下的正風反腐，從總書記“打鐵先要自身硬”莊嚴承諾開始，以上率下，層層傳導，嚴糾“四風”，反腐懲惡；打破了選擇性執紀執法、封閉性執紀執法的反腐困局，打破了“退休即平安著陸”、“刑不上常委”的慣例；“打虎”沒有上限，沒有“節點”，沒有“休止符”；不管是軍隊、機關、國企等領域，還是執紀執法機關，反腐的觸角延伸到國家和社會的各個領域，實現了反腐無禁區、全覆蓋、無例外。“猛藥去疴、重典治亂”，“刮骨療毒、壯士斷腕”，強烈地顯示了黨中央反對腐敗的堅定決心。“橫下一條心”，“保持高壓態勢不放松”，鮮明表達了黨中央持之以恒全面從嚴治黨的堅決態度，彰顯了治黨務必從嚴的反腐邏輯。

　　全面從嚴治黨強化了正風反腐的主體責任。各級黨委牢固樹立不抓黨風廉政建設就是嚴重失職的意識，把主體責任記在心里、扛在肩頭、抓在手上，常研究、常部署，抓領導、領導抓，抓具體、具體抓，種好自己的責任田，解決好不想抓、不會抓、不敢抓的問題。各級紀委作為黨內監督的專門機關，履行好監督責任。進一步轉職能、轉方式、轉作風，從大量的具體事務中解脫出來，既協助黨委加強黨風建設和組織協調反腐敗工作，又集中精力抓好執紀監督主業，健全完善巡視機制，及時發現和查處腐敗問題。同時，把黨內監督和法律監督結合起來，強化司法反腐敗職能，既堅持把紀律挺在法律之前，抓早抓小，防微杜漸；又充分發揮法律的刑罰威懾和司法預防功能，把全面從嚴治黨內在要求與全面依法治國的要義緊密結合起來。

　　正風反腐呼喚黨內政治生活健全完善

　　腐敗分子都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這些腐敗案件的衍生，無不與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從嚴治黨不力有關；無不與黨內政治生活虛化、政治生態“污染”有關；無不與政治立場、政治信仰、政治原則、政治紀律的缺失和動搖有關。嚴峻的現實表明，正風反腐要踐行全面從嚴治黨要求，必須在保持高壓態勢的同時加強源頭治理，健全完善黨的政治生活、優化黨的政治生態這個治本之策。

　　大量事實證明，一些不正之風或腐敗盛行的地方和部門，往往從黨內政治生活弱化開始。一是黨組織對黨員管理軟弱渙散、紀律松弛。疏于理想信念教育，疏于日常管理，民主集中制成為擺設，選人用人不規范，以官僚主義挑戰“責任擔當”，得過且過、憚于風險、怯于作為，管黨治黨失之寬松軟，“兩個責任”落實不力。二是黨員對黨組織態度陽奉陰違。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嚴重，以私利壓倒原則、以個性壓倒黨性，“兩面人”現象嚴重，“臺上一套，臺下一套；說一套，做一套；人前是人，人后是鬼”。三是在黨員與黨員的關系上“你好我好”。批評上級怕穿小鞋，批評同級怕傷和氣，批評下級怕丟選票，自我批評怕丟面子；把規規矩矩的上下級關系搞成了貓鼠關系或帶有封建人身依附性質的君臣父子關系。

　　因此，健全黨內政治生活制度，要牢牢把握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政治性，高度警惕和防止任何偏離黨的主張的思想和言論，把對黨對人民的絕對忠誠擺在首位；牢牢把握黨內政治生活的原則性，堅決防止和糾正黨內生活庸俗化、隨意化、平淡化傾向，把確保黨員政治上堅定、經濟上廉潔、作風上過硬作為底線要求；牢牢把握黨內政治生活時代性，防止和糾正黨員干部故步自封、不思進取、為政不為現象，強化黨員干部在四個戰略布局中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牢牢把握黨內政治生活的戰斗性，以理論上的清醒、政治上的堅定、責任上的擔當深入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把全面從嚴治黨的要求落到實處。

　　強化黨內監督為正風反腐提供法治保障

　　貪腐的“大老虎”們都執掌著國家、地方和部門的權力，他們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權力異化，把人民賦予的職權變成謀取私利的工具。由于缺乏強有力的監督，他們從理想信念的坍塌到個人欲望的膨脹，往往集政治蛻變、經濟貪婪、生活腐化、作風專橫于一身。對他們的查處，印證了習總書記的反復告誡：“沒有監督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這是一條鐵律。”

　　強化黨的監督既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本質要求，又是權力運行的必然規律。領導干部所執掌的公共權力，標志著權力行使者不同于一般人的特殊地位、身份和職權。這種以強制力為后盾的權力，不管受支配一方是否情愿，都必須服從。這就使權力擁有者具有凌駕于他人之上、濫用權力的可能。因此，法國思想家孟德斯鳩精辟地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權力的這一特性能使有人格缺陷的人產生強烈的占有欲，而當他們一旦獲得權力，就會改變權力設置時的初衷，利用公共權力為個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因而對權力的監督制約是現代法治的核心要義。

　　公共權力要沿著國家社會和人民群眾的整體意志和利益運行，就必須強化對權力的監督，而有效監督的標志，就在于它能夠限制權力的濫用；這種權力監督，在我們黨執政的條件下，首先表現為黨內監督。十八大以來正風反腐的經驗證明，強化黨內監督，必須明確監督主體，落實黨委監督的第一責任和紀委的執紀問責監督職責；必須強化監督措施，充分運用批評教育、組織處理、紀律處分、立案審查“四種形態”執紀問責；必須發揮巡視利劍作用、推動巡視工作制度化規范化；必須突出對“關鍵少數”的監督，破解一把手監督難題，把民主集中制堅持好，使黨的領導干部置身于黨組織、黨員、群眾監督之下。

　　完善黨內監督制度是全面從嚴治黨和正風反腐的法治保障。中國特色的法治是黨紀與國法的共同之治，黨內監督制度是黨內的基本法規。習總書記指出，“要圍繞責任設計制度，圍繞制度構建體系。做到責任清晰，主體明確，制度管用，行之有效，并加強同黨內其他法規的銜接，把制度框架立起來”，并要求把完善黨內監督制度與完善國家監察制度緊密結合。既加強黨的自我監督，又加強對國家機器的監督，擴大監察范圍，整合監察力量，健全國家監察組織架構，使國家監督全面覆蓋國家機關及其公務員。通過實現黨的紀檢職能和國家監察職能雙管齊下，共同發力，最大限度地提升黨內監督效能，構建以黨內監督為核心，以國家監察為主體，以法律監督、民主監督、司法監督、輿論監督為保障的中國特色反腐監督新格局。

　　(本文作者為中國反腐敗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健全反腐敗體制與工作機制研究》首席專家、湘潭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吳建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