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星光（鄭州大學歷史系1977級學生、博士生導師）

　　 知識改變命運。在明知上大學幾乎無望的歲月里，我依然保持著讀書學習的習慣，也正因為如此，在緊閉十年的高考大門重新敞開的時刻，我才能緊握那把開啟知識和命運之門的“鑰匙”，走入鄭州大學，開始新的人生歷程。

　　 1977年，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距離我高中畢業已經四年。這四年里，我已經在工廠里做過磚瓦工、鑄工和車工。

　　 終于有機會實現我上大學的夢想了！興奮之余，我卻又有點半信半疑。這么多年都是推薦上大學，這次真的通過考試就能上大學？

　　 和其他同學相比，高考的機會對我更難得。“文革”期間，父親被打成了“反革命”。擱在當時，我這樣的“黑五類”子女，是不可能被推薦上大學的。然而，想讀書上大學的念頭，卻一日未曾放下。這次，只管考考試試吧。

　　作為“被歧視的對象”反倒成就了我學習的機會

　　家庭成分不好，盡管學習努力，成績優秀，我的初高中求學路程一直歷經坎坷。初中時還可以在縣城上，到了高中，只能求人到一個離家十來里的農村中學——位莊高中讀書。二年的高中，每天早上六點多，我背上干糧從家出發上學，放學后直到傍晚才能到家。

　　因禍得福。恰好當時很多縣一中的優秀老師不能回城，被下放到這個高中“鍛煉”，他們中不僅有開封師院、新鄉師院畢業的老師，甚至還有一個老師是南京一所大學畢業的。在這個農村中學，我遇到了我們縣最好的老師！

　　當時農村環境寬松，學習努力的我，格外受到老師“偏愛”，我中午不回家，老師們就給我“開小灶”學習，包括教我學外語。又恰趕上“教育回潮”，學校重新開始抓學習，再加上剛辦了圖書室，有不少圖書可以借閱，中午不回家的我，讀遍了圖書室的藏書。那時候，知道自己不可能被推薦，不會有大學上，學習倒是沒有任何壓力，讀書只是求知的本能。

　　作為“被歧視的對象”，反倒成就了我學習的機會。

　　母親從小教育我，有知識別人才能看得起你

　　如今想來，當年自己那么努力學習，和家庭環境的影響也不無關系。從小我母親就教育我：“人窮志不能窮，只有自己有知識，有本事，別人才能看得起你。”我也暗下決心，好好讀書，增長知識和能力，將來在社會上站住腳。

　　我一直覺得，學習知識讓自己感到很充實，忘卻了世間的煩惱。盡管當時屬于“黑五類”子女，我依然有一種對命運的不服，并認識到，要想改變處境，就要比別人做得更好，這些離不開勤奮讀書。

　　在工廠當工人的幾年里，盡管我年齡不大，但是干一行，愛一行，刻苦鉆研技術，想辦法找一些鑄工、車工的書來看，時常搞些小發明，曾革新刀具，效果極好，多次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工作兩年后就帶了徒弟，他的年齡比我還大。

　　我在語文試卷上還寫了首詩抒發激動心情

　　自從決定參加高考，我就找親戚朋友借來了一些初、高中的書，過上了半工半讀的日子。白天在工廠上班，晚上在家自習，甚至跑到以前的母校請教高中老師。雖然復習時間很短，但因為初中和高中基礎比較好，內心里，我還是有些底氣的。

　　那年的12月26日，我在獲嘉縣的一個小學參加恢復高考制度后的首次考試，現在家里還保存著40年前那張準考證。就是這張巴掌大小、顏色泛黃的小紙片，讓我最終相信知識可以改變命運。考試的科目有政治、數學、史地和語文。

　　如今，我依然記得當時的作文題目“我的心飛向了毛主席紀念堂”，當時我的寫作狀態應是激情澎湃。答完語文試卷，時間還很充裕，我在試卷上還寫了一首詩，抒發對恢復高考的激動心情和感慨，對有機會實現自己夢想充滿憧憬，其中寫道：“激動的心啊，此時在沸騰；歡喜的淚水，滴濕了試卷；看著這張試卷，我看到了黨的信任，時代的期望，人民的召喚！”

　　“改變命運的時刻來了”，在考過試的一段時間里，我還常常到田野里呼喊，用自己創作的詩歌來打發那段難挨的時光。

　　我最熱愛的是文學，卻選擇了歷史專業

　　說起來，我最熱愛的是文學。

　　中學時，我的作文經常受到好評。至今仍記得有一次自命題作文，我寫的是《雪》，在全班傳閱，以至于畢業30多年后，當年教我語文的王俊儒老師還夸道：“那精美妙曼的文句，總能在我們的耳際回響。”平時我還經常寫一些小短文、人物速寫等。就算是參加文娛活動，代表學校去慰問解放軍、到農村演出，我都是自己創作詩歌和快板。剛當上工人，盡管工資很低，家里生活非常困難，母親還支持我訂閱了《朝霞》、《學習與批判》及《思想戰線》3份雜志，這在全縣也是少見的。在工廠四年，我經常參加辦板報、寫專欄，寫作的功底一直沒有丟。

　　然而，又是家庭的遭遇和自己的經歷，使幼稚的我一心想要遠離政治，喜愛文學的我，高考報志愿選擇了自認為遠離政治的歷史專業。

　　終于放榜了，我的名字排第一個

　　放榜是在過完春節后的2月下旬，獲嘉縣當年考上大學的有幾十人。縣委大門口的墻上，貼著大紅榜，我的名字排在第一個，那種興奮的心情，有一種“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之感。

　　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那一天，我欣喜若狂，此時，當初那種忐忑的心情才真正放了下來：我的命運要改變了！

　　當年是先報志愿再考試，我只想著能上大學就行，我報的最高志愿就是鄭州大學。后來才知道，有比我分數低的同學還考上了中山大學等名校。但不管怎樣，我的大學夢終于圓了。

　　大學四年就像干涸的禾苗遇上了甘霖

　　1977年恢復高考，改變的不光是我們個人的命運，更是國家的命運。恢復高考，人才培養和選拔納入了正軌，為國家培養了一批又一批具有真才實學的人才。對我來說，真正是改變命運的重大轉折。

　　“重塑自我，把耽誤的青春補回來！”這是當年莘莘學子的我們發自內心的呼聲，在大學校園，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都充滿了昂揚向上的激情。我們是時代的幸運者，進入大學后，感覺趕上了時代發展的潮頭，自應成為時代的先鋒。當時那種奮發學習的勁頭現在是難以想象的。

　　大學四年，就像干涸的禾苗遇上了甘霖，我們如饑似渴地學習，自發組織了多個學習小組。我自己就參加了美國史和中國生產工具史兩個學習小組。讀本科時，我就得到了著名學者荊三林教授的賞識，從那時起，就開始了我一生研究科技史的道路。

　　□東方今報·猛犸新聞記者 張靜 整理 邱琦/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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