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愛穿裙子的女生謝仁慈，遇見同學總是微笑著打招呼。

　　5月18日，民法考試補考前，謝仁慈在抓緊時間看書。

　　5月20日，謝仁慈在健身房練習平衡。

　　5月19日，路過的市民，豎大拇指，為謝仁慈叫好。

　　5月19日，謝仁慈在圖書館挑選自己需要的書籍。

　　謝仁慈頭發齊耳，愛笑，她走路很快，右腿幾乎不彎曲，短裙下藍色的金屬假肢骨架隨著慣性向前甩動。

　　5月17日中午，西南政法大學附近，她身著短裙，路過一家酒店大堂。一名婦產科醫生看到她，驚訝地捂住了嘴巴。

　　醫生面前的女孩和那條熱門微博里的女孩一樣，右腿裝有“撕掉包裝的假肢”，也是西南政法大學的學生。嘴角旁那顆痣，伴著笑容在唇角起伏。

　　確認了謝仁慈便是微博中的“截肢女孩”后，她們合了一張影，互相留了聯系方式。一周前，這位婦產科醫生為一位孕婦胎檢，發現胎兒有足內翻，糾結許久，建議對方拿掉。后來，看到謝仁慈的微博，轉發給產婦，讓對方再考慮考慮。

　　分別后，謝仁慈和三個朋友分享了這次偶遇，她有些感動，聲音微顫，“第一次感覺到自己真的有點用了”。

　　“西政的太陽”

　　5月12日，她在知乎上被朋友邀請回答了一個問題——“如果穿短裙把兩條腿的假肢露出來，走在大街上會怎樣”？

　　一晚上，她的回答點贊數破了五千，后來漲到兩萬六千多，她的微博被人找到，粉絲從二百漲到兩萬多。有人評價她是“西政的太陽”。

　　她并不喜歡這個稱呼，“什么太陽，簡直是給母校蒙羞”，她不想變成一個勵志典型，只想講自己的故事。

　　三年前，她考上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在這座被人稱為“山城”的城市上大學，她上一次課需要爬近200個階梯，翻過好幾個山坡，中途休息四到五次。

　　入學第一年，她總摔跤，每到下雨，傷口疼到幾乎沒法出門。這個短發女孩大學第一次逃課，是因為爬坡爬到一半崩潰了，她給朋友打電話哭訴，“我實在是太累了”。

　　如今，和她一起走路的同學，總沒她快，謝仁慈能快則快，“因為走路磨傷口，想把痛苦的時間盡量縮短”。

　　謝仁慈生長在一個并不如意的家庭——父親和人打架打到需要“把他的腸子往肚子里面塞”，常年在外坐牢；在一次車禍中，母親和她一樣，成為殘障人士。記憶中，很長一段時間，家里天天吃面條，她問母親為什么,母親哄她，因為面條好吃。

　　剛上大學時，母親湊不齊學費，謝仁慈申請過貧困生助學金，每年2500元。大二時，家里條件可以支撐她正常生活后，她再沒申請過。

　　這個總說自己上了大學變得懈怠的女孩對自己要求并不低，去年她有三門學科沒考好，都在75分左右，她全部選擇了重修。

　　謝仁慈在知乎上那張被人贊嘆的健身照片，是朋友無意間拍下的。學校健身房內，她存有專門用來健身穿的假肢，比平時的更重些，騎動感單車不一會兒便會出大汗。

　　一位副教授曾在健身房偶遇她，專門發了一條朋友圈：今天在健身房看到一個小姑娘，她一條腿戴著假肢，不斷嘗試各種健身器械……我問她，你為什么推啞鈴？這個20歲的小姑娘咧嘴笑，大聲說，為了防止胸部下垂。

　　車禍

　　2001年3月21日，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謝仁慈穿著裙子、紅色小皮鞋，跟著母親出去玩，走到一家診所門口，看見醫生在給別人打針，嚇壞了，扭頭就跑，伴隨著劇烈的剎車聲、母親的叫喊聲，這個剛上幼兒園的小女孩，被大巴車卷入車底。

　　睜開眼睛時，她眼前是汽車底部黑乎乎的、交錯的零件和管道，鼻腔中充溢著燃油味，熱氣蒸騰，臉被熏得很燙。

　　關于車禍的記憶沒有痛感，她只記得，自己茫然地睜著眼睛，被人拖出車底時，大巴車上有位中年男人往下看，對方頭發很短，十六年過去，對方神情里的漠然，至今難忘。

　　母親為了拉她，也被車撞了。這場車禍，女兒失去了右腿，母親失去了左腿。

　　打車前往醫院的路上，謝仁慈低頭看到自己的右腿，膝蓋往下，黃色、青色、紅色交織，經脈、血管、肉糾纏在一起，晃晃蕩蕩。

　　母親止不住地哭，她清楚地記得，計程車司機用方言說，“別把血滴在我車套上”。

　　母親沒有反駁，抱著她不停念叨，“崽啊，你一定要好好讀書”。車禍時，謝仁慈只有4歲。那時，這個苗族小女孩能跑能跳，還被同學們選去做“校園主播”。

　　車禍過后，她在醫院待了三個月，母親住六樓，她住五樓。愛穿高跟鞋的母親總是做噩夢，夢見醫生在手術臺上說，“這個鋸子不快了，要拿剪刀來剪”，然后驚醒，大哭，想從六樓跳下去。

　　謝仁慈知道母親難過，每天早上打完針后，自己搬著小板凳，左腿著地，用雙手撐著，一步一步跳到六樓，磕磕碰碰，去找媽媽。

　　“我不安慰她，只跑到她身邊去，黏著她，腳跟腳。”

　　一天夜里，母親看著她趴在床邊，對自己說，“要用所有時間，陪孩子走完，扶她長大?！?/p>

　　兩年時間內，母親教她讀拼音，學漢字，每天七點半之前背乘法口訣，背不出來就挨打，還未念小學，謝仁慈已經可以把一年級的課文從第一課背到最后一課。

　　殘障兒童很難就讀普通學校，母親四處求人，拄著拐杖，一天問一個學校，“可不可以讓我女兒去讀書”。謝家老宅旁邊有一座橋，謝仁慈每天傍晚都在橋邊等母親回家，看著母親一次又一次地低著頭回來。

　　“學校都不要你，不然咱們就別讀了吧？”

　　“媽媽我想讀書，你讓我讀書吧，我……我一定會考上哈佛的”，一聽到不能讀書，謝仁慈眼淚就掉下來。母親也哭了，“好，媽媽再去問問”。

　　后來，一位小學校長答應收下謝仁慈，母親專門把家安在了學校附近。一到放學時間，母親就在路上等她，并規定謝仁慈：到時間你就要回到家，沒回來，我就打你。

　　打得厲害了，奶奶罵她是“后媽”，母親從不辯駁，“現在我能打，我就打，我怕她會步她爸的后塵”，每次女兒挨打，母親都會哭。

　　假肢與自尊

　　車禍后的謝仁慈，感覺到了自己的“不一樣”，用厚重的殼把自己包裹起來。

　　二年級時，她和院子里的小朋友玩追趕游戲，跑太快了，假肢飛出來，所有的小朋友開始哇哇大哭，一哄而散，她自己爬過去把假肢撿起來，一瘸一拐地挪回家。

　　她變得越來越堅強。附近有男孩罵她“瘸子”、“鐵拐李”，她直接和人在菜地打了一架，“困獸之斗”，盡管對方咬住了自己的手，她還是把別人打出了鼻血。

　　從此，附近的男孩子叫她“仁慈姐姐”，謝仁慈成為貴州“三道河一霸”。

　　很長時間以來，她的人生信條都是：生活已經挺難的了，還記著別人對我不好，還活不活？那些所謂“被傷害的故事”，她幾乎全忘了。

　　印象最深的是高二那年，她是班長，班上同學都在準備“校園舞會”，她在圖書館看書，“沒有人問我跳不跳，他們都覺得我不能跳?！?/p>

　　那天，她坐在圖書館，耳邊都是校園舞會的歌聲，哭了。

　　十幾年時光里，她從沒穿過短褲，把假肢包裹在暗處，“藏得越深越好”。那時候，她在意別人的眼光，處處小心翼翼，生怕假肢脫落，自尊跟著一起被摔碎。

　　她見到身邊人，會把“我好喜歡你”掛在嘴邊，有朋友評價她，為了自我保護，善于察言觀色，“見著誰都會搖尾巴”。

　　情緒反復掙扎時，她瘋狂讀書，看周國平、余秋雨，也看康德、盧梭、薩特。

　　離高考只有一年時間，謝仁慈的模擬考試成績只有400多分，她感覺到了緊迫，“所有人都說我會變成和我爸一樣的混混，我想證明給他們看，我沒有。”

　　“生如蟻，卻美如神”

　　高三那年，謝仁慈每天早上七點到學校學英語，中午在桌子上趴著休息一會兒就起來看書，晚上十一點學校熄燈了才回家。

　　那時，她數學極差，每考完數學都要打電話給母親大哭一場，母親總說：“沒關系，媽媽相信你?！?/p>

　　高考那年，她考了627分，一年提高了200多分，如愿來到西南政法大學學習法學。所有人都覺得謝仁慈是“高考黑馬”，母親心里清楚，“都是苦出來的”。

　　考完試的夏天，她一個人，從貴州出發，經過云南，進入西藏，一路上，住青旅，搭順風車，見了很多人，漸漸打開自己。在西南政法大學的貼吧里，這個壓抑多年的女孩嘗試曬出了自己的照片，寫下一路上所見所感。

　　一次暴雨，謝仁慈和偶遇的旅友們一路上請求別人收留避雨，都被拒絕。

　　最后，一位守寺廟的老人收留了他們。這位老人沒有鼻子，本該有鼻子的部位只剩下一個個猙獰的坑，他也沒有嘴唇，說話時只有喉嚨嗡嗡作響，并不清晰。

　　當時謝仁慈全身濕透，背包在滴水，老人拿出自己的衣服手舞足蹈地比劃著讓她穿上，她想起生命可貴，“生如蟻，卻美如神。”

　　進入大學后，謝仁慈自稱“想得開大仙”。她開始結交朋友，又去了一次新疆和西藏，也認識了男朋友高琪蕰，對方也是殘障人士，在麻省理工讀本科。

　　高琪蕰失去右手后，曾在英國花高價做了仿生假肢，每次戴完假肢后會戴上手套，后來，他不想再忍受那些悄悄地“打量”，不再掩飾和遮擋，成為了右手上有一只金屬鉤子的“海盜船長”。

　　那段時間，謝仁慈逐漸變得自信和自知，她在日記中寫下：長時間的自我覺醒與認同就像長跑一樣，總氣喘吁吁，總想放棄，還看不到終點。但我相信，當我們調整呼吸、心率，這就會變成一個美妙的、自得其樂的挑戰。

　　高琪蕰回國的前一天，謝仁慈在商場穿著假肢試褲子，左腿粗右腿細，售貨員一直偷偷打量她，她忘不了，那種小心翼翼、欲言又止的目光。

　　那一瞬間，她炸了：藏來藏去還是被發現，這樣掩藏有什么意思？回到酒店就把假肢外包裝給撕了，只留下金屬的軀干，褲子的右褲腿兒也剪了，“坦坦蕩蕩出門約會”。

　　站出來發聲

　　撕掉假肢包裝后，謝仁慈成了“陽光下的殘障人士”。她享受到了殘障人士應有的權利，不再擔心特殊座位被一個玩手機的年輕人坐著，進殘疾人衛生間也變得理直氣壯。

　　她越來越愿意展露自己，在社交網絡上分享自己的照片、文字。

　　回答完知乎問題的那個夜晚，謝仁慈一夜沒睡，看著點贊數一點一點增加，把三千多條評論都看完了，評論中出現最多的關鍵詞是：酷。

　　她承認，別人夸她酷，她會開心，這個愛抹口紅的女孩從小就是“臭美精”。但這并非她的初衷，更多的，她希望別人能越過照片，看到殘障群體的存在。

　　從前，謝仁慈給自己定的目標是提高績點、考托福、出國讀書，實現小時候“上哈佛”的夢想，現在變成“站出來，第一步是先讓別人知道這個群體，再去想權利的爭取”。

　　這種“站出來”源于責任感，她反復強調，自己完全可以做一個“利益既得者”——安靜地享受多年學習的勞動成果，在這所知名政法大學讀博，或者畢業后去當律師，擁有一個世俗定義下體面的未來。

　　只是一想到小時候，母親為了讓自己上一所普通學校，到處奔波，她便為其他殘障人士心酸，“我一個少了一條腿的孩子，上普通學校都那么難，那些沒雙腿的、眼睛看不見的孩子，要怎么辦？”

　　談及未來，謝仁慈眼里有光，她想把自己的故事拍成紀錄片，做成宣傳冊，給小朋友看，讓孩子們從小就知道，殘疾人小朋友和自己一樣，都是很可愛的，不要把他們劃分成“別人”，要把“他們”看成“我們”。

　　至于，紀錄片找誰拍？資金從哪里來？這些東西她都在慢慢落實，她也迷茫，擔心自己的能力，“但有一腔熱血，總比沒有要好”。

　　五月，一個將雨未雨的下午，謝仁慈在健身房鍛煉。

　　她戴著高琪蕰親手為她做的假肢，在動感單車上飛馳，一邊聽音樂，一邊甩動頭發，騎得比旁邊的人還快。

　　忽然，她大笑了出來——假肢掉了。

　　謝仁慈動作熟練，右手撈起假肢，戴上，踩實，一邊說“沒事”，轉眼又跨上了單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