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2016年光彩·西藏和四省藏區母嬰健康行動”的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兒科副主任醫師湯亞南（左），在索縣人民醫院為藏童義診。

　　1名患兒身后有6 名家長

　　患兒家長大多數心情焦躁，遭誤解、受委屈成了兒科醫生的“家常便飯”

　　“兒科風險太大了。一個孩子看病，后邊往往站著6個家長：父母加上4位老人。這種狀態下，兒科醫生壓力很大。小孩病情稍有變化，家長馬上就會情緒激動，假如此時出現意想不到的結果，那就更嚴重了。”武漢市中心醫院副院長李文洲對記者說。

　　兒科患者病情復雜、變化快，一旦病情加重就會危及生命，而且患者年齡小、無法清楚表達，醫生需憑借經驗診療。孩子身體不適時，父母第一選擇往往是送醫，直接增加了兒科的工作量。我國兒童多為獨生子女，送醫時陪護人員多，兒科診室內人滿為患，醫務人員在接診過程中，經常會被家長抱怨。遭誤解、受委屈甚至成了兒科醫生的“家常便飯”。

　　“高峰時，我們每個人一天扎200個針，還要應對家長的各種‘不配合’。”北京某兒童醫院急診科護士小丁說，患兒家長大多心情焦躁，三天兩頭找茬，醫護人員被罵被打是常事。

　　前段時間，一名新生兒住進北京某兒童醫院重癥監護室，孩子的姥爺特別著急，非要科主任白紙黑字寫下承諾書，確保孩子百分百康復，沒有任何后遺癥。事情很極端，卻反映了人們對兒科的要求和期望值明顯高于成人科室。

　　在高峰期，北京市兒童醫院院長助理、眼科主任醫師于剛出一次門診要看100多個小病人。“那么多孩子，我可以浮皮潦草地看，很快就看完，但這樣對不起家長，更對不起孩子，不能把孩子的病情耽誤了。”

　　大量醫療糾紛就是因患者太多、醫患交流不充分造成的。于剛專家團隊做起線上醫患交流，開設了寶寶眼網站、公眾號、患者群，發表科普文章，回答了數十萬母親的問題，頁面訪問量達到1.2億人次。“這種交流拉近了醫患之間的距離，也有利于更好地為孩子治病。”據于剛介紹，10年前眼科的醫患糾紛幾乎每天都有，大夫常被醫院領導叫去談話，現在基本沒了糾紛，有的都是表揚信。

　　四川省成都市第一人民醫院院長徐榮華認為：“一方面要長期開展優質服務活動，評選明星護士、醫師，一方面通過信息平臺，讓醫院的輔助科室積極配合兒科，兒科病人就診可根據需要開通綠色通道，減少醫療安全隱患。”

　　退休醫生填補空缺

　　招不來人，留不住人。兒科醫護人員長期處于連軸轉狀態，高級職稱人員尤其少

　　“兒科的發展是我最頭疼的事。”李文洲說，“我們非常愿意把兒科做起來，問題主要在于招不到人。”

　　據武漢市中心醫院兒科主任姜紅介紹，兒科醫護人員長期處于連軸轉狀態，迫切需要補充人手，但總是面臨招人難的尷尬。兒科辭職率也比其他專業高很多，去年該院招的兒科醫生中，有兩名工作不到一年就辭職了。醫院只好返聘了3名退休的兒科醫生，彌補人手不足。

　　在上世紀末，全國所有高校的兒科本科教育被砍掉，本意是希望兒科醫生接受研究生教育，成為高端專科醫生，卻沒想到出現“兒科醫生荒”。李文洲認為，其實活躍在一線的兒科醫生，絕大多數是本科學歷。回頭來看，當時應該保留本科教育，激勵大家往更高層次深造，而不是直接砍掉。目前，已有8所高校恢復了兒科教育。

　　“有些地方為了補齊兒科教育的短板，開始降低門檻。我認為，兒童病情具有特殊性，病情發展是非常快的，這對醫務人員素質要求更高。如果降低門檻，醫生素質達不到要求，反過來就會毀了這個專業，導致惡性循環。”李文洲說。

　　招不來人，留不住人，導致兒科醫生極度缺乏。國家衛計委提供的數據顯示，我國兒科執業助理醫師為11.8萬名，每千名0—14歲兒童兒科執業助理醫師數為0.53人，而美國、加拿大、日本每千名兒童的兒科醫生數為0.85—1.3人。我國兒科執業醫師日均承擔的門診數約為17人次，是普通醫療機構執業醫師的2.4倍。

　　怎么解決兒科醫生不足？李文洲說，兒科醫生不能只看學歷，而要看臨床經驗。希望更多的優秀人才熱愛兒科事業，進入兒科醫生隊伍，這是緩解兒科醫生短缺的長遠之計。

　　“10年來，我們致力于提高醫生水平、眼科技師、護士專業能力，打造兒童眼科品牌醫生，嘗試專家團隊出診，打造體制內的醫生集團，目的就是進行人才梯隊建設，營造留住人才的環境。”于剛說，目前科室已引進、培養了15名副高、正高眼科兒醫。雖然要做的事情似乎越來越多，但是科室逐漸壯大，來就診的患者也越來越多，醫生的價值感在逐步提升。

　　收入與付出不成正比

　　兒科醫生薪酬待遇偏低。盡管醫院給予傾斜和保障，但仍需要在制度方面進行完善

　　技術價值難以得到體現，收入偏低，晉升不易，是兒科醫生的普遍體會。

　　很多人看不起兒科醫生，稱他們為“小兒科”。實際上，兒科的復雜程度更甚于成人。于剛說，兒童眼科手術的難度非常大，器官小，眼球壁薄，孩子本身不懂配合，麻醉風險大。“我們曾給出生20天的新生兒做過手術，難度可想而知。”“做3個大人眼科手術的難度不如做1個低齡兒童手術的難度。”

　　北京市兒童醫院眼科副主任吳倩說，兒童不是成人的縮小版，有兒童自身的特點，病情進程較快，但大部分兒科醫生都是到醫院輪轉時才接觸到兒科，實習時間一般只有一個月，培養需要很長的周期。但收入與付出并不成正比，“我原來是在成人眼科工作，做一個白內障手術的收費價格比兒童高數倍以上，成人近視眼手術一天能做到50多臺，這些在兒科都不能實現。兒童用藥也比成人更加復雜、危險。看病的過程中不僅要哄孩子，還要和家長溝通，工作的強度更大，醫生的責任更大。”

　　兒科晉升比成人科室難。兒科領域窄，兒科醫生一般忙于臨床，沒有時間和精力做科研，發表高水平的論文難上加難。

　　“與國外同級別兒科醫生比，我國兒科醫生的薪酬制度不合理，負荷比較重，大醫院接診的患兒特別多，但是有很多服務項目收不了費，造成救治的患兒越多、醫院虧損越嚴重，沒有很好地調動醫院、兒科醫生的積極性。”于剛說。

　　如何提高兒科醫生的薪酬待遇？

　　李文洲認為，薪級工資是政府制定的，相關部門不會針對醫院更不會專門針對兒科醫生制定標準。在績效工資方面，武漢市中心醫院大力傾斜，保證兒科醫生的收入不低于全院平均水平。該院還根據兒科醫生工作量，適當給予激勵。

　　李文洲建議，適當調整兒科診療費和其他項目的收費標準，體現醫務人員的勞務價值和職業風險。

　　成都市第一人民醫院當年所在的春熙路變成步行街后，市民開車帶孩子看病不方便，再加上資深醫生陸續退休，醫院兒科跌入了冰點。兒科的床位由60多張變成了10多張，還住不滿，兒科醫護人員的收入在醫院也是最低的。

　　“為了讓兒科醫生安心工作，我們首先調整了收入分配制度，向兒科傾斜并給予補貼。”徐榮華說，醫院還給兒科擴場地、添設備、增新生兒病房等，讓兒科“起死回生”，并鼓勵醫務人員進行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