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東莞的河南打工者李方，正忙著送亡母最后一程，卻被要求回老家開兩份關系證明，不然不能火化。

　　“一份證明你媽媽是你媽媽，一份證明你媽是你爸的老婆”，5月29日，聽著轄區派出所民警的解釋，李方趕緊聯系河南老家的派出所，“當地派出所不給開，說戶口簿就是證明，但東莞的派出所非要卡著，而且得是原件，傳真都不行”。

　　李方遇到的開具“奇葩證明”難題已在我國盛行十余年，背后“撐腰”的非行政許可審批上月被徹底終結，繼國務院部門和十余個省份完成省級清理，受訪專家預計，在全國范圍內，奇葩證明至少還將殘存兩年。

　　受訪專家表示，在依靠“紅頭文件”設立繁多名頭的市縣層面，要將奇葩證明連根拔起，尚需掃清遇到統計難、甄別難和“換馬甲”等多重障礙，甚至存在偷換概念直接挪移的隱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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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號文”

　　奇葩證明的隱形靠山

　　李 方的證明困境在我國層出不窮，哈爾濱小伙就業要出具人品證明；醫保報銷需非打架斗毆證明，西安王女士買房需要證明自己“結婚前是單身”；而在江蘇徐州，買 房需要的單身證明，戶口本上的未婚不算數，要從大學一路“證明”下去……在出境旅游、戶口遷移和變更等百姓辦事“密集區”，各種瑣碎的荒唐證明屢見不鮮。

　　為 什么這些絆腳石式證明能在政府多次清理中存活甚至膨脹？究其原因，證明背后隱藏的是“非行政許可審批”這個龐大類別。這個概念源于《行政許可法》實施前。 當時一大批政府內部審批項目，以非行政許可名義得以保留。中央編制辦公室政策法規司司長王龍江曾解釋說，“這實際上是為了解決行政許可法實施以后，一批已 經來不及立法的項目而提出的解決方法。”

　　2004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下發通知對211項非行政許可暫予保留，被稱為“62號文”的規范性文件首次肯定了“非行政許可審批”，并成為國務院部委、地方政府擴充非行政許可審批的“尚方寶劍”，但與之伴隨的兩個詞匯是“灰色地帶”和“制度后門”。

　　非行政許可成了一個“筐”，一些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審批事項，也堂而皇之地穿上了非行政許可的外衣。

　　對 此長期關注的浙江工商大學法學院副院長駱梅英教授曾撰文指出，非行政許可事項自上而下逐級增設，以人口管理事項為例，中央一級保留暫住證核發一項，省市一 級就衍生出新生嬰兒出生入戶、戶籍遷入、人才居住證的審批等十余項。越到基層部門，承載各種管理職能和“土政策”的審批事項也就越多。

　　中國行政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王滿傳表示，生活中要開具的各種證明屬于行政確認，證明常常是獲得非行政許可審批的前置條件。

　　各類證明紛紛隨之出現，戶籍遷入需要證明“我是我”，終止妊娠需要“自愿引產證明”，小作坊售賣要有“饅頭證”，撂倒秸稈需要“秸稈放倒證”……辦理時往往讓人摸不著門路，有時卷入兩部門互相證明的鬧劇，有時陷入不知找誰證明的尷尬。